安全是城市和谐的基础。城市安全保障的需求为犯罪预防战略措施的设计与重整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发展型、社区型、情境型犯罪预防模式为核心的战略措施结构化整合是维护城市和谐、完善城市安全体系的现实出路。

　　一、发展型犯罪预防措施

　　发展型犯罪预防意指针对行为主体在个人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犯罪性行为倾向与犯罪性心理特征，适时选择犯罪风险与犯罪因素测量结果较为明确的对象，系统性地实施预防性刑事政策介入手段。针对性是实施发展型犯罪预防的前提；心理、教育、病理、行为科学等跨越犯罪学领域的延展视角是实现针对性的方法基础。[1]主体性犯罪风险因素是预测未来犯罪行为的指示器，包括犯罪人年龄、犯罪前科、与定罪量刑非直接相关的犯罪行为外部特点等静态因素，以及工作状况、婚姻依恋、社会关系、有无药物滥用情况等伴随社会生活过程发生变化的动态因素。降低犯罪风险促进型指标，提升犯罪风险抑制型指标，即可在犯罪行为未然之际着手先期控制。

　　城市青少年犯罪对于青少年个人发展本身构成了威胁，并且，其城市青少年犯罪率的不断上升阻碍了城市的整体和谐与发展后劲。故城市青少年是发展型犯罪预防措施最重要的作用对象。城市青少年群体的行为模式与心理状态的易变性决定了犯罪预防项目的介入能够有效地断绝不良社会生活状态与实施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链条。发展型犯罪预防措施着眼于城市青少年成长的现实需求，强调预防项目落位于父母或者监护人教育抚养技能的提高、城市青少年生理心理健康的稳定、在校学生日常行为操守的持续关注、虐待儿童、家庭暴力现象的严格压制等与潜在犯罪行为休戚相关的内外部条件。可见，发展型犯罪预防措施并不是一个独立于家庭、学校（非正式控制力量）以及城市相关综合治理部门（正式控制力量）之外的政治国家控制模式；城市青少年群体本身也不是发展型犯罪预防措施发挥功能的唯一受众；发展型犯罪预防手段亦非消极控制负面因素莫属。发展型犯罪预防措施引领下的家庭、学校、城市综合治理部门应当积极地赋予城市青少年对于同学好友、生活机遇、团体归属、社会活动更广泛的选择权；进一步促使业已进入成年期初始阶段的年轻人在恋爱对象或工作伙伴处享受温馨的情感回馈。若将这些外部环境所制造的关怀、重视、期待、上进、追求等影响效果扩展到城市青少年情感发展模式中，制度化的主流价值观念随即得以印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