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渎职侵权案件决定提起公诉率（简称起诉率）较低，为 56.60 %。经调查分析，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在侦查环节囿于侦查人员的能力水平所限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本身具有的查处难度较高等特点，致使所立案件经侦查查明的犯罪事实不够清楚明确，犯罪证据不够确实充分，难以达到提起公诉的标准，而只好做相对或存疑不起诉进行消化处理；二是司法实践中面对社会各方面对办案的压力、阻力，对一些较为“敏感”的案件也往往做不起诉处理；三是反渎职侵权侦查人员在证据收集方向、证明标准把握、证据证明力判断使用等方面不够全面得当，有的案件经退回补充侦查后由于证据发生变化或灭失也只能作不起诉处理。
（四）反渎职侵权案件提起公诉后法院审判结果呈明显轻刑化、宽大化趋势。在法院审结的29件36人渎职侵权案件中，判处有期徒刑26人，处以拘役1人，免予刑事处分7人，其中宣告缓刑23人；宣告无罪2人。判处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的占提起公诉后法院审结总人数的83.33%。而据自治区检察院提供的数据表明，2003年至2007年6月，在法院已做出有罪判决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判决缓、免刑的占有罪判决总人数的84.1%。其主要原因是，1、渎职侵权犯罪作为一种“不进腰包的腐败”，难以引起公众的愤恨，“加之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以及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相当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1]。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对检察机关查办渎职侵权犯罪不予理解和配合，对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横加干涉，认为被告人仅是工作中的失误或差错，而往往以保护干部或片面强调保护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为借口，为其开脱责任而施加压力，审判机关在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的格局下，往往屈从于领导指示而对渎职侵权犯罪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2、
刑法规定的渎职侵权犯罪法定最高刑分别为三年到十年，较之其平均个案损失258万元的严重损害后果[2]，量刑明显偏低，这为判处渎职侵权犯罪被告人非监禁性刑罚提供了操作空间；3、
刑法规定的渎职侵权犯罪量刑标准不够清晰，尤其是对如何适用“情节特别严重、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具体情形，最高人民法院至今没有明确权威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制订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也存在着标准不清、操作性不强、罪与非罪界限不明等问题，不利于对渎职侵权犯罪分子的严肃查处。此外，渎职侵权犯罪的定罪证据多为言词证据，缺少物证、书证等进行固定，一旦被告人或证人翻供，在无其它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未形成证据锁链的情况下，往往导致案件被宣告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