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检察机关对反渎职侵权案件提出或提请刑事抗诉率较低。2004年1月—2007年10月，该市检察机关共对反渎职侵权案件提出和提请抗诉3件，抗诉率为10.34%。法院经再审后，维持原判和发回重审各1件。其主要原因是，一些检察人员存在只对宣告无罪的反渎职侵权案件进行刑事抗诉，其它案件只要法院作有罪判决即达到工作目标的不正确思想，对所判刑罚是否恰当研究较少，法律监督不尽到位。另一方面，出于对案件事实证据和外部执法环境的综合考虑，一些检察机关对渎职侵权犯罪被告人“法外容情”现象采以默许态度，较少予以深究。此外，在《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颁布实施之前，根据有关规定，官员被判有罪缓刑和免刑的，可以保留公职和工资待遇。鉴于渎职侵权犯罪被告人多“因公犯罪”或“无心犯罪”，从其生活出路考虑也较少决意对明显畸轻裁判进行刑事抗诉。
（一）加大对渎职侵权犯罪社会危害性和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宣传力度。根据现代法治理念和公权运行规则，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管的公共权力必须严格监督、严格制约，否则公权力滥用或不作为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群体切身利益的实现问题，关系到国家公信力权威的有力彰显问题，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如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未做认真部署，并且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致使许多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1]。再如我国矿难屡屡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房价虚高不下、土地开发过度、食品卫生事故频发，在其背后都隐藏着主管机关的失职渎职犯罪行为。因此，“这个意义上说，渎职是不揣腰包的贪污，渎职之危害猛于贪污。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处长关福金说得更加到位：渎职是社会不和谐的诱因”[2]。对此，各级检察机关要结合学习贯彻实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联席会议和座谈会、举办法制课、上街设点宣传，发放宣传资料、组织渎职侵权法律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广泛向群众讲解渎职侵权法律知识，剖析渎职侵权犯罪典型案例，提高社会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严重性和危害性的认识，并进一步增强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透明度，动员社会各界监督、支持、参与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积极推进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工作深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