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杨立新教授商榷

　　二00三年是性骚扰概念的普及年，先有北京雷蔓女士性骚扰案，后有武汉女教师性骚扰案，一时性骚扰被炒得沸沸扬扬。2003年6月，全国妇女联合会副局级巡视员徐维华宣布：立法惩治性骚扰已经启动，由十几位法律专家和妇女问题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将在半年内，对原有《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五方面的修改。其中就有性骚扰方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表示，该议案年底前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①]随后，立法惩治性骚扰、惩治性骚扰应考虑巨额惩罚性赔偿、性骚扰案件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呼声不绝于耳，一时，性骚扰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法律关注性骚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中国虽然有几例性骚扰案件但并无性骚扰立法。西安首例性骚扰原告输得悲壮，因为她以牺牲自己掀开了性骚扰的神秘盖头，拉开了中国女性反击性骚扰的幕；武汉首例性骚扰胜诉案赢得悲哀，她费尽心思打一年多的官司最终只换来一声“对不起”，让大多数想拿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女性心寒不已。性骚扰案在我国这样少并不但当作新闻，是因为它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虽然立法惩治性骚扰的呼声很高，但性骚扰是什么？性骚扰谁说了算？对性骚扰受害者该怎样进行赔偿？这些立法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之前，在法律层面惩治性骚扰恐怕不太现实。

　　要把性骚扰纳入法律规范的范畴，首先必须明确“性骚扰”的概念。作为法律概念，应该明确规定它的性质，是刑事犯罪行为、行政违法行为还是民事侵权行为；应该明确它的责任，是受刑罚制裁、行政处罚还是民事赔偿；应该明确它的外延，哪些行为属于性骚扰，哪些行为属于性犯罪；应该明确它的内涵，性骚扰侵犯了公民的什么权利。在这些法律规范应具备的各种要素中，性骚扰侵犯了公民的什么权利是最基本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