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缺乏体系性观念的立法行为，不利于甚至阻碍刑法理论的长远发展。周光权教授曾指出所谓“实践反对理论”的问题，“立法上频繁修改刑法，不考虑理论上关于罪刑法定以及刑法稳定性的呼吁。频繁修改刑法，使人们可以质疑立法的预见性、立法能力，使理论上坚守的罪刑法定堡垒部分地丧失意义，也使理论上对于某些犯罪的解释变得不正确，对于理论发展没有多少益处。”[37]如果立法者面对类似第180条的问题时，都采取设立直接正犯的方法，就会使得理论上对于间接正犯的研究变得毫无价值；如果立法者容忍司法者面对类似第133条中指使逃逸的行为时，都采取认定为共犯的方法，就会使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及其理论完全被虚置；[38]如果立法者在面对各种新出现的社会现象时，都无视刑法总论而采取直接在分则部分频繁立法修法的方式，就会使得无数学者殚精竭虑的学术研究成为无用之物，甚至经不断争鸣而达成共识的通说，也随时可能因为与新的分则立法相抵触而遭废弃。概言之，“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39]

　　再进一步思考，立法者之所以会习惯和依赖“现象立法”，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以各种理论学说为基础的刑法总则条文，学理性、专业性和抽象性极强，不是一望而知的具体描述，而是必须通过专业解释方能运用，这超出了当下的立法者群体（学者比例极少）的知识结构和兴趣范围；另一方面，总则条文内容与提交立法建议的各个部门、团体的具体利益基本无涉，也难以具化为一些热点案件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而这几点，正是历次《刑法修正案》出台的最大推手。因此，要想从根本上缓解“总则虚置”和“现象立法”带来的危机，关键在于努力扩大学术界的声音对立法者的影响。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刑法学者在各国的刑法典修改过程中或者扮演着领导性的角色，或者发挥着重要影响。以德国为例，历次刑法改革中，当时的一些著名教授都发挥了引领性的作用。没有李斯特、拉德布鲁赫、威尔泽尔、耶赛克、罗克辛等学者不懈的努力，就不会有今日的德国刑法典的面貌。正由于有学者的介入，因此各国刑法典总则部分的完善就极受重视，例如德国刑法典的修改涉及到不纯正的不作为犯、禁止错误、紧急避险、未遂和中止等总则条文；日本刑法典的修改涉及到刑法的适用范围、刑事责任能力、刑罚期限等总则问题；台湾刑法典的修改涉及到共同犯罪、不能犯等总则问题。与国外刑法学者完善总则的热情相比，我国自1997年以来的刑法修改基本与总则无关，不仅是立法者，学术界对此也体现出“像金字塔一样的沉默”。[40]虽然这里首先是一个体制性的话语权的问题，不是学术界单独努力就能解决，但是至少刑法学界对此应该有足够的自觉和努力的姿态。

　　当然，本文这里提到的“总则虚置”问题，目的不在于提倡非得像国外那样频繁地修改总则，而是强调要像国外刑法学界那样重视总则；在修改刑法分则的同时，应照顾到与总则之间的协调性；能够通过总则的规定和理论解决的问题，不宜再在分则部分频繁立法；不能让刑法总则的规定和教义学体系成为摆设之物，在实质上被架空和虚置。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引起立法者注意的，只能依靠学术界不懈的呼吁。

　　的确，一个刑法学者难以避开基尔希曼于1847年在柏林法学会的那篇著名演讲中谈到的宿命，“……围绕着实在法的漏洞、歧义、矛盾兜圈子，所关注的仅仅是实在法中那些谬误的、过时的或随意性的东西，是立法者的无知、粗俗和狂热。”但是，关注实在法漏洞的目的和结论，却不应该像基尔希曼所嘲讽的那样，“……就连天才也不惮于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学识用来为愚昧辩护”。[41]在立法者的纰漏面前，学者不能放弃批判的使命而沦为单纯提供解释服务的工具；在现实面前，学者也不能如赶集一般，在每次修正案出台前后，就社会热点问题热闹地讨论一番后便归于平静，而是应该对立法技术和立法理念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持续的批判。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立法水平的提高和法治进步；也惟有如此，才能使学者避免为皇帝新衣唱赞歌的命运。归根结底，本文对《刑法修正案（七）》在第180条中增设“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的评论，就是对这一宏观理念的微观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