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国家 ，法律人士用词典作为辅助工具对法律文本进行文义解释司空见惯。我们一般按照词句的日常意义解释立法语言。但如果日常语言在成为法律专有术语后，其特殊意义与一般日常用语不同，则按照法律上的特殊意义解释。如民法上的“goodfaith-purchaser”（善意购买人），就不能按日常语言理解为“慈善心肠的购买者”。

　　2.统一

　　立法语言，尤其是同一部法律的用语，表达同一意思或者描述同一现象时，应当使用同一术语。只有在需要加以区分的场合，才能使用相似或者不同的术语。同一概念应用同一个词来表达，不同的概念不应用同一个词来表达，这样才能避免使用词汇的混乱。文学作品中，忌讳反复使用同一词汇描写或者叙述相同场景。立法语言的语体要求相反，相同情况用相同的词汇表述，这是法律的严谨性的必然要求。正如孟德斯鸠所言：“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的用语，对每一个人要能够唤起同样的概念。”[11]我国《刑法》中经常有异词同义之现象，例如表示因果关系的词语包括“引起”（4处）、“造成”（122处）、“致使”（39处）、“因而发生”（4处）、从而（1处）、“使（致使）……遭受”（38处）等。有学者经过分析发现，虽然立法使用了不同的词，但这些同义词的含义没有任何不同，实际上属于等义词。[12]如果属于同义词就理应统一化。用于表述同一事物的概念应名称统一、前后一致。数字和时间用词也要统一规范。我国立法语言有时也会出现同词异义现象。有学者对《刑法》中出现35次的“暴力”一词进行具体分析，发现不同条文中“暴力”的程度差异很大：从最严重的暴力（包括故意杀人的程度），到最轻微的暴力（即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中的“暴力”），可分五个等级。[12]因此，“暴力”这个词就不是严谨的法言法语，因为其外延太宽。

　　3.逻辑严谨

　　立法语言不能违反语言的一般语法规则，依然应强调逻辑严谨、名实相符、搭配合理。例如，“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94条第2款）。“境外”一词不合语义逻辑。如果是指外国，就应使用“国外”而不应使用“境外”，如果是指港澳台地区，就应当说“中国大陆境外到中国大陆境内”，而不能说“境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因为港澳台地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再如，“制作淫秽录像带5-10盒以上，淫秽录音带10－20盒以上，淫秽扑克、书刊、画册10－20副（册）以上，或者淫秽照片、画片50－100张以上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淫秽物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1条）。语言表述明显不合数理逻辑，因为“以上，’、“以下”、“之前”、“之后”等逻辑关系的数理起点只能是确数，而不能是约数，只有“之间”、“之中”、“之际”等逻辑关系才能和约数对应。

　　4.中性庄重

　　边沁提出，“立法科学要取得进步，必须舍弃这种‘激发情感的名称’，使用中性的表述方式”。[13]用词中性，就是要求立法语言应该表达人的理智，而不是表达人的感情和想象，其所表述的现象应该是普遍性的，而不是个别性的。立法语体从分类层次看，首先属于书面语体，进而属于实用语体，再进一步属于政论语体，最后属于法律语体。立法语体必须符合这些语体的规范，例如，作为书面语体，立法语言用词就必须避免口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