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模糊性立法语言的类型

　　模糊性立法语言可分为绝对模糊和相对模糊。法律中有些词语的含义边界相当不确定，属于绝对模糊。例如，“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还有一类是相对模糊，例如抢劫犯罪加重处罚的情形之一的“入户抢劫”的“户”，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两次司法解释已经比较明确。

　　模糊性立法语言也可分为显性模糊和隐性模糊。所谓隐性模糊，主要指因为认识不同，一些立法者认为是明确的词语，司法者却认为是模糊的。例如，我国《刑法》第23条犯罪未遂的定义中的“着手”、“未得逞”的理解就有多种。

　　模糊性立法语言还可以分为词语模糊和规则模糊。从语义学的角度看，词语模糊不可避免地导致规则模糊，但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词语模糊并不必然导致规则模糊，因为语用学考虑语境，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模糊。

　　从立法语言模糊的成因看，既有被动模糊，或称消极模糊，也有主动模糊，或称积极模糊。被动模糊源于语言的属性，主动模糊源于立法的需求。常用的主动模糊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增加兜底条款。例如，“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二）……；（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合同法》第42条），第三项就是兜底条款。再如，“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式抢劫公私财物的……”（《刑法》第263条）的“其他方式”。二是增加弹性词语。例如，我国刑法罪状表述中“情节严重”、“数额较大”之类的模糊词。

　　对立法语言模糊性的危害，我们既不能掩耳盗铃，也无须视之为洪水猛兽，而是要通过法律解释等法律方法将其模糊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防止由模糊性带来的随意性、多义性和不严格性损害了立法语言的准确性。我们强调整体性的看待法律模糊性问题，在接受法律模糊性的前提下，重视立法语言的准确性和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褚宸舸（1977-），男，山西汾阳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理学与宪法学研究。

本文发表于《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9年第2期。关于本主题的详细论述，还可参见笔者撰写，张永和主编的《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立法语言”一章。
梁启超指出：“若用艰深之文，非妇孺所能晓解者，时曰不明。此在古代以法愚民者恒用之，今世不取也。确也者，用语之正确也。培根曰：‘法律之最高品位在于正确’，是其义也。弹力性，其法文之内包甚广，有可以容受解释之余地者也。确之一义与弹力性一义，似不相容，实乃不然。弹力性以言夫其义，确以言夫其文也。培根又曰:‘最良之法律者，存最小之余地，以供判官伸缩之用者也。’存最小之余地，则其为‘确’可见；能供判官伸缩之用，则其有‘弹力性’可见。然则二者之可以相兼明矣。”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范忠信选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81.
吴大英、任允正、李林.比较立法制度.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潘庆云.法律语体探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华尔赓.法律语言概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朱力宇、张曙光.立法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周旺生.立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文体与语体都离不开语言的运用，因此也互相关联。一方面，文体制约语体的选用，因为语体要依托一定的文体文本而存在，语体必须依赖文体来表现。另一方面，语体有利于确定文体规范，掌握语体的知识，能够更好的对文体进行理解、分析、欣赏、评论。
因为日本早于中国接受西方法学文明，较早地翻译并引入了大量西语中的法学术语，所以在我国立法语言中，有大量专业词汇来自日语汉字。参见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译，三联书店，2002。
国内对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葛洪义、陈年冰.法律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辨析——兼论当代中国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法学研究，1997（5）；王晨光.从“错案追究制”谈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梁治平:法律解释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丁以升.论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现代法学，1999（1）；李琦.法的确定性与相对性——从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出发，法学研究，2002（5）；陈云良.法的模糊性之探析，法学评论，2002（1）；周力.法律的模糊性分析，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8；邱昭继.法律、语言与法律的不确定性.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8；译著有比克斯·布赖恩.法律、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邱昭继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