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公司治理体制发生了诸多明显的变化，包括：

　　一、随着某些公司减少银行贷款，转而发行债券，主银行制的作用和范围发生了变化。[38]

　　二、随着交叉持股的减少和外国投资者所有权大幅增加，所有权模式也发生了变化。[39]

　　三、法律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日本1993年以来的一系列大幅度公司法改革均旨在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和加强对经理的监督[40]，而“为十年公司治理改革划上句号”的2002年公司法改革，则以引入外部董事、增强对管理层监管、允许公司对董事会结构进行选择为重要特征[41]。现在，企业可以运用股票期权，可以选择英美风格的以董事会及其下属委员会（a board of directors and committee structure）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并在每个委员会中设置非执行董事，或是坚持其传统的法定审计人（statutory auditor）制度（类似于监事）。[42]

　　四、企业为了应对变化，努力提高透明度，积极调整董事会结构。[43]以Sony等为代表的新产业公司积极实施了包括缩减董事会、引入外部董事、设立执行官等公司治理改革。

　　五、虽然许多公司没有改变终身雇佣制度，但是常规的全职雇员已经逐渐减少，某些行业里劳动力流动性也在增强。[44]有些企业调整了年功序列，更多引入了业绩工资。[45]

　　六、股票市场投资者日益多样化，在监督作用方面也越来越老练。一个活跃有序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正在形成。[46]

　　总之，在日本，银行信贷融资为主的局面逐渐被外部的资本市场融资或发行内部债券的方式所取代，公司治理模式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尽管有学者认为这些改革的目的实际上往往是为了加强公司的集团化等，而非促进股东利益。[47] 但笔者认为，正如这些学者所说的，“治理结构的选择是信号战略的一部分”[48]，由于外部形势已然改变，只要日本的公司仍然试图通过全球资本市场获得持续的竞争力，就需要淡出银行债权融资驱动的治理模式，而实现股东导向的股权融资模式。

　　德国虽然没有陷入日本那样的经济衰退，但诸如德国全能银行虽然稳定了管理层，却损害了股东的利益、阻碍了德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的批评也已不罕见。[49] 而除了德国内部的因素外，近年来欧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的建设进程也大为推进股东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无论是从公众持股量，还是公众及精英对证券市场的积极评价度均有显著的上升。[50]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度也大大降低，交叉持股开始解散，金融机构正在增强其持股的流动性。[51]而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收购要约的第2004/25/EC号指令》在2004年5月20日的生效[52]，进一步的推动了一个全欧盟公司并购市场的生成，愈发使得这一过程变得不可逆。故而，总体上说，“德国资本市场和股票交易所发展迅速，而且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显然由国际同业竞争的压力所推动，而国际化驱动的变革本身正在侵蚀传统的银行信贷业务……企业债券市场正经历着迅速的发展，传统的主银行关系则迅速瓦解”。[53]

　　（三）银行主导的公司治理较难在发展中国家实现

　　德日型的银行主导公司治理机制形成和维持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是长期经营优良的大型金融机构（如成立于1870年的德意志银行）。德国所谓的全能银行可以从事各种金融服务，其和实业界的紧密联系、独立的决策机制、有效的中央银行与活跃的监管支持，以及功能的专业化，使其可以在经济生活中起到纲干性的作用。[54]此外，这些银行是私营的，不受政府控制，尽管和企业联系密切，但银行家在提供贷款时不会怯于提出尖锐的问题，也有做出有效的资源调配决定的技术和经验。[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