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法典语言尽量通俗化的主张，应意在防止法典因过于学究化而佶屈聱牙、艰深晦涩，而不应矫枉过正，奢望选取最通俗语言让普通民众都能读懂。因此，民法典的读者不仅不应预设为法学研究者，也不应预设为普通大众。民法典的读者，应预设为法律职业人，即以法律适用为职业的司法官与律师。法典确认人的权利，权利的救济有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之分。前者之发生，多出于权利人自发的权利意识，未必一定熟悉民法典，救济的内容也全凭权利人根据其性情和能力而定，民法典不可能量身定作；后者之发生，先适用程序法典，而后才有作为实体法的民法典的适用，且适用主体为国家，而非权利人。所以，法律职业人是民法典的直接使用者，也是最为频繁的使用者，普通大众只能是潜在的使用者，纠纷发生时方有可能与民法典真正结缘。对民众来说，民法典就像一部“论语”，有兴趣就拿来翻看，不懂可求教央视“百家讲坛”，无兴趣则有可能终身不去触摸；民法典也像万里长城，有机会就去旅行，不知去路可借助导游，没机会则一生不能游览，但尚且知道中国有座长城。如此对待民法典内部规则的态度，足以。

　　然而，为何说民法是大众法、市民法、权利法、人法？不是说其语言人人都懂，而是说其内容确认权利，关怀人民。关怀人民的中国民法典，不在于它能够让人人看懂、读通，而在于它通过民法精神的弘扬和权利理念的宣告，让人民都有做人的资格，有尊严地为人处世，当人民的权利遭遇侵害时，它能够告诉法律职业人正确司法，保障人民的权利。至于是否掌握其具体规则，读懂弄通条文的准确涵义，不应成为判断法典优劣的标准。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民法典的读者也不应预设为法学研究者，使民法典沦落为抽象的学术著作，那样，不仅法律职业人在适用法典时困难重重，普通大众更是无法接近。一言以蔽之，民法典既不应成为学者们的独门绝技，也不应成为大众的通俗读物，它最应成为法律职业人的核心宝典。

　　立法者先行预设民法典的读者，目的在于选择最合适的意象表达方式。民法典的预设读者不同于民法典的实际读者，前者是民法典的作者出于语言选择之需，事先假设的最适宜读者群体；后者则是民法典作品颁布之后的实际阅读者，包括法律职业人，更包括普通大众，不管其是否受该民法典空间效力与对人效力的约束。主张民法典的读者是法律职业人，并非排斥普通大众阅读民法典，更不是有意制造立法者、民法典与普通大众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