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利益平衡或衡量问题之所以存在，关键问题在于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间总是存在张力，而不是一对一、二对二，丁是丁、卯是卯的关系。或者说它是法律的机械性、保守性、“科学”性与案件事实的多样性、个别性、交涉性等矛盾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法律的制定一般遵循的是“科学”原则，尽管它不是严格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原则，但至少是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原则的借鉴。但是，案件事实却发生在纷繁复杂的交往世界。科学原则的特点是丁是丁、卯是卯。针对一个是非纠纷，不能亦此亦彼。但是案件事实正象方才何校长讲的，决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是非界限决不是和法律规定的要求那样，一是一、二是二的。事实往往是一个案件，两造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有一定的证据，都有一定的是非。所以，立法的科学原则仅仅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行为简约化的方案，但过分套用这种简约化的方案，虽然在一般案件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那些疑难、复杂的案件而言，对于某种案件，存在法律冲突的司法场域而言，利益衡量或平衡就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否弃一切利益衡量或平衡，就可能会导致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后果。

　　我想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利益衡量不仅在当代中国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即使在古代罗马、古代中国，我们也能找到一些端绪。在罗马法或者罗马的法律学术上，衡平精神已然存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西塞罗的《法律篇》就记载了一个案件：面对案情，一位法律家主张严格依法处理，另一位法律家主张可以通过协商等办法处理。这种精神，学者们把它称之为衡平精神。其实，这在中国古代判官们每每借助“情、理、法”判案的传统中也能说明问题。我认为，这种传统实质上就是衡平精神，就是利益衡量或者利益平衡。不但如此，而且在中国古典的司法制度中，我们还可以找到衡平精神或者利益衡量的制度化规定。在一定意义上，“登闻鼓”制度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司法的一种衡平制度？这方面何校长是权威，我不知道我的说法有没有道理，请您批评指正。在古代，普通案件一般由地方当局审理，但对那些重大、复杂、地方可能难以公正处理的案件，打破普通程序的限制，直诉到朝廷审理，这是不是对普通程序的一种变通、一种衡平？其实，我国古代司法中的这种衡平精神，还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那就是“权变”理论的支持。大家知道，男女授受不亲是中国古代男女交往的一条礼仪原则，但有人问孟子，既然如此，嫂子溺于井，要不要援手以救？孟子认为，当然要救，但援之以手，只是一种权变措施。这就是“嫂溺叔援”的故事。尽管如此，这种权变理论和处事方法，已成为我国人民交往中寻求更周正、更有效地和他人交往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