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法律移植以后，能否产生实际的或预期的效果还好受到法律的内部的因素的影响，包括法律的解释及其技术、相关的立法精神。[⑧]所以，在移植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立法水平和技术水平以及本国民众对移植制度的接受程度来考察所移植的法律。
结束语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正向深度展开，与此同时，法律制度的安排也在发展和创新。伴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进程，法律移植也会以以往的、或是新的方式来做出回应，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法律制度多样化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选择的平台。好坏、优劣或合适与否可以在这样的平台上比较之后做出选择。由此我们可以相信法律移植仍然处在进行时并构成我们当下法制建设和理论建构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自从有了相互便利的交往，移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理论命题，而任何一项命题都是在争鸣中由模糊走向明确和具体。法律移植作为一项重要的法理命题，在以前是、现在是而且以后依然是伴随着法律移植现象存在而又常论常新的命题。
或许在法律的国际统一以后它会成为历史上的命题，但至少现在它正在创造着一项理论命题的历史。
【作者简介】
葛宪蕾，来自山东省聊城市。
【注释】作者在西北政法大学通过自学考试完成法律本科学习并完成此篇论文。
陈传法：《法律移植简论--从发展的观点看》。何勤华主编：《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孟德斯鸠认为，“为某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而萨维尼则宣称法律是“内在的、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根源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共同意识”。二者在态度上均有质疑之意思。
因为，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1978年以前颁布的法律进行清理，在134件法律和有关的决议中，已经失效的有111件，占所有法律总数的81%，仍然有效的仅有23件。（参见，信春鹰：中国的法律制度及其改革，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转引自，宋汝芬：《参加立法工作琐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同注④，第142页。
同注④，第230-233、285-288页。
冯卓慧：《法律移植探讨》，载何勤华主编：《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王娆：《影响移植法实际效果的因素分析》，载何勤华主编：《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