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不仅是裁判权不受重视，我国的刑事诉讼还存在“流水作业”的模式的特点[⑧]。我国不是采用“正三角形”的诉讼模式，而颇具有线形的诉讼模式特点，即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中三个机关的相互配合，这三个阶段不是相互独立地，往往带有行政运作色彩，后一个阶段的活动是对前一个阶段活动的进一步确定，如帕克教授所说，这种诉讼制度是典型的“接力比赛模式”[⑨]。检察院是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进一步确认，而审判阶段也只是流于形式，这对嫌疑人的保护存在着一个极为重大的偏颇，这体现在：第一，案卷送移制度导致法官提早介入了对证据的实体调查，法官的超然性和中立性受到质疑，中国的有限卷宗移送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法官的预断，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0条，法院有权获得检察机关的追诉资料的复印件，这与过去的全卷宗移送并不存在实质的差别，另外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还可以在事实不是特别清楚时告知检察官，并且延期或是休庭，使其提供新证据；第二，由于证人的不出庭，导致法官对案件的判断主要来源于对案卷笔录的了解，这与直接言词原则存在严重的悖论，而在被告人的律师没有掌握案卷记录的情况下，根本不能作出有力的抗辩，法官的审理只不过是一个对检察机关掌握的案件事实的合法化判定；第三，法庭审理模式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法院受当地政府和党委的领导，与当地财政税收挂钩，这是其行政运作的外部原因，而法院的内部也存在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一系列“上级指导下级”的行政运作模式；第四，法院在侦查和检查活动后还可以发挥继续追诉的作用，如认为检察院起诉不当可以变更罪名，这反映了法院的主动性，推动了程序的逆向运行；第五，在个别情况下，公检法三方可以联合办案，以期达到最佳的效率。由此可见，我国的诉讼模式决定了从一开始，法院就不能以超然和中立的姿态介入诉讼，而是对控方决定的一种程序上的肯定，这种流于形式和接力工作的方法，使得被告人被置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其本身的权利和正义得不到保障。

　　再次，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救济机制没有完善的保障。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中国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经常得不到保证，也没有申诉的方式。例如对其最重要的律师权，律师何时能够参与诉讼，律师怎样参与诉讼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国的律师介入刑事诉讼存在着重重困难，法律上的规定和实务上的结果大相径庭，律师的阅卷权仅限于对公开的诉讼文书的查阅，而对案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口供乃至被害人的陈述却没有了解的权利，这导致了控辩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律师的会见权也存在很大问题，这种权利的行使需要经过检察院或者法院的同意，尤其是在审前会见嫌疑人，需要经过公安机关和看守所的同意，而看守所实际上又是属于公安机关的，律师会见嫌疑人更是难上加难；律师对辩护也不能产生实质的影响，法院常常不会采纳律师的意见，从而导致了辩护效果不佳的局面。因此，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机制相当薄弱，这对其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产生了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