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是族群治理的人为集权化。这当然不只是少数族群如此，一般内地也是自上而下的集权治理，两者没有根本区别。我们表面上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特殊制度，实际上与内地政治没有什么差别，至多承认语言文化风俗的特殊性，还有自治区主席等有些二把手领导是少数族群的。这些措施有助于稳定人心，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往那一坐，你说下面闹事的那些人能认同他吗？高层官场交易肯定解决不了底层族群矛盾。实际上，因为我们对族群问题很紧张，所以管制得更厉害，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适得其反，因为物极必反，你越希望向心，他越离心；你管得越多，他越不服从。中国人说“国家”“国家”，我经常把国比做家。一个家的老子希望儿子不要出去，但是儿子小的时候依赖家里，是可以做倒的，长大还做得到吗？反而造成逆反心理，越希望留下，他越是要离开；反过来，如果你做一个开明的家长，来去自由，他反倒不想走了。
在我们这样缺乏权力制衡的国家，集权管制必然导致权力滥用。政府滥用权力在中国哪里都有，但是在内地，我们看见的是当官的欺压老百姓，在那里就成了汉族人欺负少数族群。加上马克思主义教义本身是反宗教的无神论，所以我们的官员不尊重宗教文化，认为那是“迷信”，我们以前就一直是这么教育，这种蔑视宗教的思维体现在平时的言行举止中，很容易让少数族群产生反感。而且一旦形成既得利益的垄断集团，中央对少数族群地区的投入很可能被他们拿去，真正的少数族群感受不到太大照顾，而滥用公权力、不尊重宗教习俗等行为却感受得很清楚。这样的族群关系能和谐吗？所以缺乏地方自治，就无法解决族群矛盾；即使当地政府高官全部用维族人，底层群众也很难认同你。
如何解决中国的族群问题？我认为至少需要三个方略。有人会说，这些都是不现实的自由主义方案，在中国不可行的。如果这样，那就请给我们指出一个可以解决问题而又可行的方案；维持现状倒很可行，可惜解决不了中国的族群矛盾，这样下去这个问题只能越来越糟糕。既然我还看不到“可行”的方案在那里，现在只能说说可能是过分理想主义的方案。有时候目标确实是可望不可求，但是找对目标还是很重要的，不要把目标搞错了，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就像今天这样。目标找对了，得往那个方向去努力，通往目标的路径可以再探讨。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连河对岸都不知道在哪里，你还过什么河呢？
第一个方略是族群政治的平常化，别再凸显什么“民族”，族群政治就是平常的民主政治。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除了某些优惠政策，其实和一般内地政治运作差不多，我们的集权政治就是那样儿。当然，族群政治平常化是一条长线作业。要把少数族群政治真正搞好，首先要把汉族的民主政治搞好；我们自己的政治没有民主化，少数族群一样是集权政治。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族群政治民主化是建立在整个大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基础上的，而族群矛盾的和平解决则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前提，至少许多人拿国家统一说事，作为阻碍中国民主化的理由。曾经有一位资深法学家对我说，中国不能搞民主政治，否则新疆、西藏这些地方肯定要分裂，看看台湾，看看已经解体的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当然，稼祥兄刚才说德国就是民主化之后统一的，不过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还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主要看民主化和国家分裂谁赶在前面。如果同步进行，民主化有可能激化族群矛盾，那我们就遭遇问题了，那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认同的。但是如果民主化在先，那么不同族群就有可能通过民主协商实现真正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