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标准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死亡赔偿金是否需要有统一的标准，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规定。但是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还是引发了较大的争议，甚至还引起了有关是否违宪的讨论。我个人以为“同命不同价”的提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生命是无价的，生命权也不可能发生继承、转让的情况，死者近亲属要求的赔偿也不是对生命价值的赔偿，而只是对侵害了生命权所引发的财产和人身损害后果所进行的赔偿。
但是我们确实要看到，司法解释根据城乡的不同，实施不同的赔偿标准，尤其是在同一事故中，造成多人死亡的情况下，城镇居民的死亡赔偿金要比农村居民高出一倍甚至数倍，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我认为最高法院的解释存在以下几点的不足。第一，在同一案件中，严格区别城乡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妥当的。虽然我们现在的确存在城乡二元的体制，但是应该通过良好的法律设计逐渐的消化这一二元体制，而不是强化这种体制。城乡二元体制是历史形成过的，但是它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的瓦解，在法律上我们应该积极的推进这一体制的终结，而不是去巩固它，尤其是在公民个人死亡之后，从对受害人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其进行充分的救济，但是在同一案件中造成多人死亡的情况，过多的考虑城乡二元体制不利于对个人的保护，而且确实有存在对农民歧视的倾向。第二，最高法院的这个解释也确立了对农村居民不利的赔偿标准，因为司法解释提出的是两个标准。其一是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另一个是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相对来说，纯收入已经减去了各种费用，其数额较少，而可支配收入是没有扣除支出的，所以两者的标准不同，导致可支配收入也会高于纯收入，这对农民也不是有利的。
问题在于这个司法解释尽管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究竟是通过修改司法解释还是应该通过立法来解决，不少人认为这个解释虽然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应该通过修改司法解释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在他们的民事基本法中具体规定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如果硬性的要在法律中作出规定，很可能导致，一是法律的僵化，因为民事基本法律修改比较困难，而且规定统一标准之后也难以考虑到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二是基本法作出规定的时候，很可能导致法律之间的不协调。我个人看法是应当主要通过立法来解决。理由在于：首先，通过立法来规定可以统一司法裁判的准则。从位阶上来看，司法解释是明显低于法律的位阶，而且司法解释的起草和审议程序也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的程序，不像法律那样广泛吸纳了各方面的意见。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到死者及其近亲属，而且涉及到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所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尤其是现在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无处不在，具有不确定性。为了有效的防范风险，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和办法。此外还需要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多次向社会公开表示，死亡赔偿金问题要通过立法来解决，大家对立法已经有很多的期盼，希望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最好能够通过侵权法的制定来规定统一的死亡赔偿金的标准。还要看到，在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等法律中间也规定了一些赔偿的标准，这完全可以为我们的侵权责任法所沿用。当然，我们在规定这个统一的标准时，也必须要看到，由于中国的城乡差异，地区差距较大，情况复杂。而且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每个人的收入增长也是比较快的，想用一个固定的标准作为依据的确是比较困难的，还是应当确定一个原则的标准，授权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调整。
我个人认为在同一案件中应当采用统一赔偿标准。特别是在交通事故以及矿难事故等事故造成的多人死亡的情况下，可以不考虑年龄、收入等因素，按照统一的标准，确定死亡赔偿金。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我们国家对矿难在实际上是采取的同一的赔偿标准，实践证明这种政策是非常行之有效的；第二，同一案件不同标准确实会出现明显不公平的情况，即便当下的司法解释区别城乡，适用不同的标准，但是在同一案件之中还是应当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四、关于侵权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侵权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草案17条规定了侵权责任方式。这既表明了我们国家采取的是大侵权模式，不限于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对权利进行保护，而且采取了多种责任形式，对受害人的各种权利进行保护。保护的内容也非常宽泛。同时通过列举各种责任形式，使得受让人能够从多种责任形式中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责任形式。但是其中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责任形式主要是对外部责任的规定，其解决的是行为人和受害人之间的责任关系问题，至于行为人内部之间的责任则不是责任形式所涵盖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