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年，詹姆斯显然对柯克试图限制国王权力的种种努力大为恼怒，免去了他的职位，并把他赶出了伦敦。但一年后他又回到枢密院任职。据说“拥有超凡胆识的柯克，在行贿手段上也不亚于任何人”，[⑥]他逼迫年仅14岁的女儿嫁给白金汉公爵的痴呆的兄弟以讨好王族。1621年后，他长期在国会从事政治活动，曾被抓入监狱9个月。1628年，他以76岁的高龄在起草和指导通过著名的《权利请愿书》的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此后他退休，开始撰写《法律总论》，并在当年就出版了第一卷。但第二、第三和第四卷在他去世前被国王没收，直到他去世后的1642—1644年才得以出版。除此之外，他生前还撰写并出版了《判例汇编》11卷，《判例汇编》共13卷，最后两卷是他去世后于17世纪50年代出版的。[⑦]他的《法律总论》和《判例汇编》，奠定了他作为英国法集大成者的地位。

　　在我看来，柯克的思想中有两个最为突出的地方，其一是普通法最高。人们都知道他用毕生精力企图限制英国国王的权力，似乎他天生不忠于王室，其实他限制王权的思想来源于普通法最高的理念。我们不难从法律思想史上发现，人类早期关于法律是否正当的判定是用一种被称为“自然法”的概念。既然“自然法”可以判定其它法是否正当，那么它就是一种“更高级的法”。这种“自然法”概念经罗马的西塞罗集大成之后“成为一部鞭策立法者技艺、启迪立法者直觉的法典，在《国法大全》中，罗马法理学几乎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神圣目标。”[⑧]而在中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由于专制主义盛行，自然法变成了一种神秘的超越法，既含混不清且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但在英国，一种实在的高级法出现了，这就是普通法。

　　许多人误以为普通法源自习惯法，因而也是“自然法”。但事实上普通法是通过中央审判制度对“地方习惯”进行了“合乎理性”的审判后，逐步发展为全国有效的、即“普通”（Common）的法，而且不是含混不清而是有清晰文字记载的法。在柯克看来，这种法依靠长期的理性积淀已达到完美，因而是最高的。任何人定的法，无论有多高权威的人，无论国王还是议会定的法，只要违背普通法都是无效的。所以，在柯克的理念中，王权是受普通法限制的。

　　第二个突出的地方是，柯克对普通法理性与一般人类理性作了区分。普通法是司法的产物，即使发展到后来有了许多立法，其法律的真实意义仍需靠司法来确立。所以它与大陆法系所诉求的一般人类的正确理性不同，它从一开始就依据的是法官的正确理性，一种专家的理性。柯克本人将这种理性称为“人为理性”，与一般人所拥有的“自然理性”相区分。（见上述柯克与詹姆斯的对话）。有时或者更多时候，他将这种理性称之为“技艺理性”，以表明它不是一种理论天赋，而是一种受过专门训练的思考方式，是一种实践能力。在他说过的最为有名的一段话中，柯克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