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不可无理论支撑，但过分追求理论，陷于理论情结，有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隔阂，实质上蕴含着反实践的危险倾向。特别是对于传统上属于“技术人员”的司法领域的学者来说，“理论情结”无疑是一粒危险的种子。尽管我们不应过于局限于技术性的规则设计，但或许，也不应当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如果可能进行理论建构，当应顺其自然，努力为之，但不必勉强，更不必为理论而理论，既要超越“实践”，更要回到“实践”。因此，对于从事实证研究的司法领域的学者来说，最优选择也许是追求一种紧紧围绕实践的理论，扎根于司法实践之中，然后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顺其自然地提炼理论，而不必刻意地追求理论化。实证研究从经验开始，以经验为基础，经验的重要性至少不低于理论。概言之，从事实证研究，应当避免“理论情结”。
三、实证研究的技术性误区
在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层面，司法的实证研究也存在较多误区。本部分试图以三项实证调研为例，对实证研究在技术方面的误区作些归纳，并提出改进的建议。这几项实证调研涉及不同级别的法院，具有不同的调查主题，使用了查阅案卷、问卷调查等多种调查方法，由此大致可以揭示当前司法的实证研究在技术方面存在的主要误区。需要指出，由于调查面对的情况复杂多样、调研遭遇的问题很可能超出预期等原因，某些技术性误区在调研中往往较难避免，但事前周密的调查设计、调研策略和方法的及时调整等一般可以化解或回避此类问题。因而，以严谨的态度揭示出实证研究的技术性误区是非常重要的。
(一)《信仰中的危机：人民法院公信力现状实证调查报告》
这是某法院一项有关法院公信力的实证调查，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报告很有价值，但也存在不少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在问卷式实证调查中具有共通性，故稍作归纳，指明应尽量避免的误区。
1.某些问题不适合采用问卷调查
例如，针对法官的素质现状，采用问卷方式就法官的学历、业绩、知识结构、学术成果等进行调查{2}15～18就是不必要且不合理的：首先，这类客观数据完全可以通过查阅档案获得；其次，公众认识、了解法官的机会与渠道很少，其评价往往局部、片面，而且还受被调查者的职业、身份、地位甚至某一次诉讼输赢的影响，故这种映像式的调查结果也因违背客观中立的初衷而不可取。又如“法官及书记员对所在法院法官类型看法”的调查，{2}6～8其选项“经验型的、学术型的、以上两者皆有、说不清楚”也存在同样问题：首先，法官这一职业是当然具有经验的；其次，是否“学术型”法官，通过查阅法官发表的学术文章能够得到确切答案，两者皆无需调查。再如报告第二篇中就法院管理对公众进行的一系列调查，由于绝大多数社会公众没有或较少亲历诉讼，对诉讼进程了解不多，对法院的内部管理更是知之甚少，故相关调查，如“立案审查手续给你的印象”，{2}109也显得没有必要。
针对以上这类问题，采取其他方式较问卷调查更为合理。例如，利用客观数据来描述法官的学历、业绩、知识结构、学术成果等信息，将更为明确、具体，更有说服力。同时，还可辅以其他调查方式，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化地展现法官素质的状况。
2.某些问题无需调查
首先，有些问题通过常识判断即可得出答案。如“公众希望法官具有较丰富的司法经验与社会阅历”这一结论{2}10无需问卷调查即可得出，因为就一般人依据常识都知道“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司法更是如此。“知识与经验兼备，且具备相当社会阅历的中年法官更受信赖”{2}127也可据常识得出。其次，某些问题本身没有意义或现实中不可能。调查“公众认为最适合当法官的年龄”{2}10～11就是一例。事实上，年龄与是否适合当法官并无太大联系，知识、经验、良知才是最值得考量的因素，即使强调年龄与经验积累的关系，那也一般是年龄越大经验越多，无需调查。又如“公众更多选择哪类法官解决纠纷”{2}12这一问题在目前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当事人根本就没有选择法官的权利或可能。又如，“你有事找法官，通常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吗”{2}119，将法官的易见性作为司法易接近的一个方面，本身就不妥，因为法官易见与法官中立会存在紧张甚至冲突。调查“你知道法院有多少个具体部门及各部门的具体职能”{2}302也没有太大意义。就男女性别对司法的认知、理解和信任程度的调查{2}347也无必要，因为性别差异不是造成信任程度差异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