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中，对其知情配偶应享有证人豁免权，可以拒绝作证。但此项证人，如放弃权利，不拒绝证言时，法院系其供述为判决基础，自非违法。[10](P609)而在家庭型共同贿赂案件中，其配偶已成为贿赂案件中的共犯，自然不具有配偶拒证之特权，只得适用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
三、对我国在贿赂类案件中的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资料表明，从1998年至2000年6月，广东省各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受贿案件968件，涉及1065人，而行贿案件却少得可怜，只有43件49人，被称为对偶性犯罪的受贿与行贿，前者被提起公诉的数量是后者的49倍①，二者数量如此悬殊，除可能有一人向多人行贿原因外，对行贿人网开一面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保证行贿人能够作证，往往对行贿人采取特殊的刑事政策，我国目前并无立法层面上的刑事免责制度，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酌定不起诉制度和坦白从宽刑事政策在具体的司法操作中，具有与刑事免责制度相似的效果。我国《刑法》第390条第2款：“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392条第2款规定：“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67条和第68条规定的自首和立功制度，都规定了“刑事免责”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样以免除处罚为根据的刑事免责进行不起诉处理，就成为检察机关突破行贿人心理防线，取得关键性口供的有效武器。
我国目前的酌定不起诉制度和坦白从宽政策与“强制作证”和“刑事免责”制度相比，有其自身立法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和诸多不足，使得其在实践中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具体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某些刑事免责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行贿人的最终地位处于不确定状况，不利于促使他们如实、彻底交待有关问题。贿赂犯罪中，行贿行为和受贿行为具有密切的联系，在查处受贿犯罪的时候，这类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行贿人大多都构成犯罪，其供述彼此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根据现行刑法上的规定，在行贿人被追诉前主动坦白交待行贿行为的，要由有关机关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进而决定是否起诉。是否起诉决定权在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根据情况而作出，最终地位的不确定状况影响其如实交待和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