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同类案件的影响范围——可能的思路
以上部分内容只是对判决内容的分析，下面将以此为基础，就该判决中法官思路中的判断方式对同类案件的覆盖可能性，作出尝试性推断。
1．什么不是“社会稳定”的思路
二审判决书采用的消极定义方法对“社会稳定”概念进行判断，自然可以在对此个案作出裁判的同时，为今后同类案件在作出同类判断是提供必须排除考虑的事项。正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由于行政方面所举的各项后果被判定无关“社会稳定”，因此判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正确。对此作进一步探讨则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从判决的内容可以认为，第一层面的两种“后果”既然不属于“社会稳定”概念外延中的事项，那么，行政机关在判断“社会稳定”概念时就不应该将这些事项加以考虑。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看做是法院断定行政机关在定义“社会稳定”概念的过程中，考虑了并不应该考虑的不相关事项。而考虑了不相关事项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归入滥用职权的类别之中。[5]这样，从整体上而言，该判决所体现出来的判断方式是关注行政判断过程中的实体性因素，对此可以称之为“实体性判断过程控制型”[6]的审查方式。
其二，尽管案件中社保局在此方面考虑的事项只有表现为后果的两项事项，但由于二审判决不是单独排除这两项具体的事项，而是通过层级划分将这些后果与“社会稳定”加以区分，因此，可以说二审判决在定义“社会稳定”概念时，是将与所列两项后果属于同层类别的事项均排除出了外延范围。这里，正如一审判决所指出的那样，至少与理由③同属一类的普遍职业性风险应该完全排除出行政机关的考虑过程。
2．什么是“社会稳定”的思路
上述消极定义的思路仅仅是对“社会稳定”概念的外延作了限制，即提出了什么不是“社会稳定”的考虑方式，如从积极定义的角度解释该概念，在考虑什么是“社会稳定”时，以下几点应该是须纳入法院考虑的内容之内。
其一，从立法目的的角度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8条规定的“社会稳定”概念，是“我国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是“人民的最高利益”。[7]行政诉讼的适用中也同样应该考虑这一定位。[8]《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6条设置了相同的规定，并且在其第2款中设置了行政判断的程序义务，要求“行政机关按照前款规定决定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当书面报告市或者区（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这样反映出立法上要求对该概念的判断要较之其他概念更为严格。[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