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物权变动的模式
依《物权法》之规定，物权原则上自登记(第9条)或交付(第23条)时起移转，显然不同于法国的“一体原则”(Einheitsprinzip)或称“合意原则”(Konsensprinzip)；同时，未见如德国法之明确的物权合意规定，似亦有别于“分离原则”(Trennungsprinzip)。实证法反复强调，所有权因登记或交付而移转，表面上看，与奥地利的“交付原则”(Traditionsprinzip)颇为接近。梁慧星教授与陈华彬教授即认为，中国大陆之所有权移转，“不要求另有移转所有权的合意(物权的合意)，所有权的移转是买卖合同的本来的效力”，“非采德国法物权形式主义，也不是法国、日本的债权意思主义，而是采纳奥地利等国民法的债权形式主义。”[80]
不过，梁陈二教授所建立的对应关系也许过于简单。《奥地利普通民法典》(ABGB)第425条规定：“单纯的名义不足以移转所有权。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所有权及一切对物物权只能通过法定交付与受领而取得。”在此意义上，奥我确有相通之处。然而，奥地利奉行的“名义加方式理论”(Titel-Modus-Lehre)，除了表达名义本身不足以导致物权移转外，它还强调，若无有效的法定名义，物权创设行为亦无效[81]——法典第380条规定：“缺乏名义或法定取得方式者，不能获得所有权。”为此，《奥地利民法典》第424条特设明文，列举了基于法律行为而传来取得的法定名义，包括契约、死因处分、司法判决与法律指令。中国大陆显然缺乏相应规定，未将取得名义法定化。
更重要的是，奥地利法似乎未必如梁陈二教授所说，不承认有物权合意。《奥地利民法典》施行之初，“方式”(modus)之内确实被认为只包括单纯的事实行为(交付)，[82]但在学说汇纂法学的影响下，经过学术判例的发展，迄至当代，物权处分行为(sachenrechtlichesVerfügungsgeschaft)不再被视作一项事实行为，它同样需要前后手之间的合意(Willenseini-gung)，是独立于负担行为之外的另外一项法律行为，只不过，根据法典第380条，其有效性(Wirksamkeit)受制于义务性的负担行为，[83]正因如此，奥地利的物权让与立场亦被称为“要因交付原则”(kausales Traditionsprinzip)[84]或“要因让与原则”(Prinzip kausalerübereignung)，[85]波恩大学教授胡贝尔(UlrichHuber)则将其与瑞士划归同类。[86]奥地利之所以能够实现解释上的立场转变，依笔者管见，与其“物”的概念密切相关。《奥地利民法典》除序章外，含三编内容：人法、物法及人法与物法的共通规定。它显然脱胎于优帝法典体例。一如罗马法，奥地利法上的“物”亦采广义(第285条)：“除人以外，一切为人所用者，皆为法律意义上的物。”包括有体物和无体物(第292条)。既然未有明确的物债二分，无独立的物权行为理论也就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奥地利法的物权(Sachenrecht)概念被进一步区分为对物物权(dingliches Sachenrecht)与对人物权(pers nliches Sachenrecht)，法典第307条规定：“有关一物的权利，若其并非针对特定之人，称对物物权；若其针对特定之人，并且直接产生于法律规定或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之行为，则称对人物权。”显然，它们分别相当于德国法上的物权(Sachenrecht)与债权(Forderungsrecht)。于此可以理解，为何奥地利的学说判例能够在物债二分的学说汇纂法学影响下，改变法典的解释方向。两相对照，中国大陆民法上物的概念，一直是在德国有体物的脉络下展开，就此而言，在物权移转问题上，奥地利法曾经有过的“事实行为”立场，其实自始就与我体系不合，不具备继受的制度基础。
3.原因行为的效力与物权让与方式
是否与奥地利一致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法律体系的融通，应当如何解释既有的实证法？当中关键在于，物权合意是否有其生存空间？
乍看之下，物权合意(物权契约)似乎未曾进入中国大陆立法的视域，这不仅是因为遍检各种立法文件，均未见“物权契约(合同)”之用语，更重要的是，在实证法体系中，契约效力似乎仅存在于债法领域：《民法通则》将契约(合同)规定于第五章“民事权利”第二节“债权”项下，是债的发生原因之一；《合同法》虽未明白表达类似态度，但就规范内容来看，显然是以债法契约为其对象。不过，若以此为据，称物权契约概念不见容于中国大陆实证法体系，恐怕有失草率。置契约于债法领域，非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独创，此前的民国民法典即其先例，不同的是，民国以来的学说判例，从未否认过物权契约概念。至于民国民法典的体例问题，梅仲协先生的评论可谓是语中其的：
按契约不以债之关系为限，其关于物权者，有物权契约，关于亲属事件如婚约，结婚，收养等亦系契约。我现行民法法典，既设有总则篇之规定，则关于契约上之通常原则，似宜订明于总则篇，方足以贯串全部，前后呼应。乃民法起草者只认契约为债之发生原因之一种，规定于债篇通则中，编制稍欠斟酌。论者或谓此种编制，系师承瑞士债务法法典，未可厚非。殊不知瑞士民法，并不设总则篇，且于其第7条明定：债务法中关于契约之订立、效力及其消灭之普通规定，于民法事件，亦适用之。具徵其体制自与我不同。[87]
可见，立法体例未必有充分的说明价值，在立法者惯常犯错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所以，具决定意义的毋宁是，透过实证法，一方面考察物权移转之原因行为的效力，另一方面则关注物权的让与方式。
《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就文义而论，所有权之移转，似乎是买卖契约的结果，不必另有让与所有权之合意，或者说，所有权让与合意已纳入买卖契约当中。然而，法律通俗化的后果之一是，因为法律用语的精确性被放弃了，文义解释也就不再可靠。要理解买卖契约的效力，需要进一步求诸相关权利义务的规定。依第135条之规定，买卖契约对于出卖人的效力是：“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可见，出卖人因为买卖契约，只负有交付标的物(标的物单证)与移转所有权的义务。换言之，当事人通过买卖契约所形成的合意，只是负担义务，无关乎所有权之让与。此与《德国民法典》第433条第1款第1句如出一辙，而与奥地利不同。
当然，如果出卖人履行移转所有权义务之行为只是事实行为，亦不必有物权合意。但是，单纯以事实行为让与权利，难免匪夷所思，而权利移转过程中的私法自治，亦由此消失不见。于是，何以债法义务之负担须依当事人意志为断，物上权利之让与却与之无关，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退一步说，即便认为，所有权让与合意包含于买卖契约当中，似乎亦无济于事。在物债二分、物的概念限于有体标的的格局内，它反倒会制造一系列的解释难题：买卖契约之成立，需要具备何种合意？如果合意中仅在关于所有权让与部分存有瑕疵，是否会影响买卖契约的效力？如何影响？如果双方当事人订立买卖契约时，根本未就所有权让与达成合意、甚至明确表示嗣后另行达成所有权让与合意，是否会影响买卖契约的效力？如何影响？既然买卖契约中包含义务负担和所有权让与两项合意，何不干脆将其二者拆分，而非要捆绑销售？负担义务与处分权利两个去向相反的乘客，又如何能够登上同一趟列车？等等。
另外，若是否认物权行为之存在，《合同法》第134条将不可理解，因为在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义务之履行是所有权移转的延缓条件，而事实行为不存在附条件之可能。这意味着，惟有承认独立的物权合意，方可无障碍地解释所有权保留买卖。[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