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对待这类问题虽然也是由法院在第一次的诉讼中一揽子解决，但其方法不是作出完全确定的给付判决，而是作出“同时履行的判决”（又称“交换给付的判决”），这样就避免了第二次诉讼费用的支出。究竟什么是“同时履行的判决”呢？说白了，它其实就是一个给付判决，但是附了一个条件：债权人须为对待给付。如果原告（债权人）没有为对待给付，上述判决尚不能够申请强制执行，没有执行力。显然，这种判决（一种执行根据）被附上了条件。我国能否借鉴呢？这一问题可以从“解释论”及“立法论”两个方面分析。
从“解释论”角度来看，如果以民事判决为分析对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二）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其一，第（三）项并未对“判决结果”有任何特别的限定，如果是给付义务，其履行可否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并没有限定，为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的判决书留有了解释余地。其二，依立法机关人士的解释：“判决主文要求明确具体，有执行内容的主文应当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判决归还某种物品，应当将物品的种类、名称、数量以及归还的时间等表述清楚。”判决主文不设附款固然能够符合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判决主文即使设有附款，也并不必然就不明确具体、不具有可操作性了。
以本文开头所举事例，如果在判决主文中作如下表述：“被告在原告使本案租赁房屋符合至少50千瓦/小时电量要求后10日内向原告支付租金5万元。”这种判决便附了条件。所谓条件，其有别于期限之处在于，条件是否成就、条件何时成就，并不确定。能否以此认定上述判决不明确具体、不具有可操作性呢？这里条件的成就，取决于债权人（出租人）的意志，只要债权人希望获取债务人的债务履行（给付租金），他就应该先完成自己义务的履行。因而，上述条件是否成就，虽本于债权人的意思，却并非仅仅取决于其意思，还要求有积极的事实（债权人履行自己的对待给付义务，使房屋符合约定的电量要求）。由于它是能够由债权人确定的，因而这里的条件有些类似于法律行为理论中的“随意条件”，进一步分析，是类似于其中的“寻常随意条件”，而有别于“纯粹随意条件”（仅仅取决于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而不再要求其他积极的事实，近世法律多以此类行为无效，比如法国民法第1174条、日本民法第134条）。对于这种附有“寻常随意条件”的判决，一旦条件确定成就，债务人仍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就可以依据判决及条件成就的证据，请求法院执行机构强制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