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设立权利质权的目的来看，“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权人”仍然能够取得票据的换价权，达到有效担保债权的目的。担保物权的本质在于，当债务人届时无法履行债务时，质权人用比其他债权人更为有利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债权。就权利质权而言，这表现为就设质权利的交换价值优先受偿。“权利之所以出质，根本原因在于，担保物权实质上支配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现实的物，担保物权在性质上是一种换价权。”这也就是说，该权利应当具有让与的可能性和变价的可能性。对于票据这种金钱债权来说，即便是非经背书的质押，质权人仍然可以获得票据的换价权。诚然，经背书的票据质押，质权人可以在质权实现时直接行使付款请求权或者追索权，并取得票据的换价权，这种方式简便易行。但非经背书的质权人也可根据《票据法》第31条[10]的规定，通过质权人或者诉讼程序等其它方式有效取得票据的换价权，达到担保债权的目的，其应当被认定为一种有效的担保方式。对此，后文将予以具体阐述。
曾有观点认为，《票据法》第31条规定的是票据权利的背书转让以及非背书转让时背书连续的认定，该规定的重点在于票据权利的转让。而质押背书与转让背书不同，其仅能使背书人取得票据质权，并非转让票据权利。因此，质押背书不能适用该条的规定，票据质权人也不能通过质押背书之外的“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质权。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诚然，质押背书与转让背书在直接法律效果上存在差异，前者直接发生了票据权利的移转，后者只是在票据权利上设置了负担。但是，一方面，设质背书与转让背书在法律上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票据质押的根本目的在于担保债权，如果将来债权不能按期得以清偿，则债权人可以通过取得票据权利来实现自己的债权。这也就是说，票据质押的最终目的仍然是票据权利或者利益的让渡。另一方面，《票据法》第31条的目的在于保证通过有效、准确的方式识别票据权利，维护“票据权利”的高度融通性，保护票据关系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票据权利的直接转让相比，票据出质对票据当事人权利的直接影响更弱一些。举重以明轻，票据质押也可以类推适用与票据转让背书相同的规定。因此，票据质押也可以适用第31条关于“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的规定，质权人可以通过背书之外的其他合法方式证明其取得的票据质权。
第二，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也应当赋予“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权”以法律效力。一方面，从《物权法》内部体系来看，《物权法》第224条将“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等债权性证券一并作了规定。对于这些证券质权的设立，除了要求具备“质押合同”和“凭证交付”两项要件之外，再无其它要求。对债券、存款单等金钱债权来说，除了该规定之外，也没有特别法对其出质予以规定。而与债券、存款单相比，票据债权具有十分类似的换价性和可让与性，按照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原则，票据质权也可以仅凭“质押合同”和“凭证交付”两项要件有效设立。另一方面，从《物权法》与《票据法》的关系来看，“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权”仍有独立存在的空间。有学者认为，《物权法》规定的只是票据质押的原因关系，而《票据法》规范的才是实质意义上的票据行为，非经背书的票据质权不符合《票据法》对票据行为的要求，质权未能有效设立。笔者认为，该解释确有一定道理，但其所指对象只是本文所谓的“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权”，而这与单纯按照《物权法》设立权利质押主张并不矛盾，不能成为否定“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权”的理由。因为“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权”并不要求质权人享有《票据法》确立的“票据权利”，也就无须满足《票据法》对票据行为的要求。此外，我们也不能简单地通过“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来确立一个法条的绝对优先地位。如果系争法条之间构成要件若无重合的情形而仅有交集的现象，则系争两个法条便只有在双方交集的范围内，构成逻辑上之特别与普通法的关系。至于这种关系是否演变为上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则视它们分别所规定的法律效果在存在上是否能够并存而定。事实上，对同一票据来说，债权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根据《票据法》或者仅根据《物权法》来设立票据质权，且都能实现担保债权的目的，二者并不冲突，能够并存。后文将对这两种并存的法律效果予以具体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