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当事人除了可通过背书这一技术手段来设立“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权”外，还有权不经背书设立“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权”。虽然“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权”仅将票据权利作为一种普通的可让与财产权来对待，没有发挥票据的流通和交易的迅捷功能，但当事人通过这种方式设立票据质权，在程序上省去了背书的环节，并且质权人能够依法实现其质权，从而实现担保主债权的功能，其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担保方式。这样一来，《票据法》和《物权法》表面上矛盾的规定得到了实质上的协调。
三、质押背书在票据质权内容上的效力
“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和“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押”在本质上都属于担保物权法中权利质权的范畴，二者设立的目的都是为质权人的主债权提供担保，质权人都有权占有权利凭证，都享有质权实现权。如果质权人的主债权已届清偿期而未获清偿，则质权人都可以实现其质权，使主债权优先受偿，而不论票据质押是否背书。尽管如此，由于两种质权设立的法律依据和遵循的法律规则不一样，质权人所享有的具体权利也存在诸多差异，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实现票据质权的具体方式不同。“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设立的主要法律依据是《票据法》，其以质押背书为要件，能够通过票面记载直接反映质权人的身份和权利，因此，质权人在实现质权时，可以依据《票据法》第35条第2款的规定，直接向银行等义务人行使付款请求权、请求票据保证人付款权、追索权等“票据权利”，应以此清偿自己债权。而“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押”设立的法律依据仅仅是《物权法》，质权人享有的质权不具有票据法所要求的连续性和文义性，不能援引《票据法》的规定。质权人应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质权：一是质权人可以要求出质人行使该“票据权利”并清偿债务，即便是实现质权时票据权利已经超过了票据时效，票据债务人仍然可以要求出质人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这一“票据法上的权利”并清偿债务。二是通过诉讼请求法院直接确认其票据质权，并要求票据债务人付款。法院判决对票据质权的确认，具有极高的可信赖度，银行等付款义务人依据判决付款之后，即免除其票据义务。尤其是在出质人拒绝协助实现票据权利时，该方式可以有效救济届期未受偿的债权人。关于此种方式，我国司法实践已有不少范例。[13]
第二，权利证明方式不同。票据具有文义性，“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权人”只需要出示票据，就能通过质押背书来证明其享有票据质权，并据此直接行使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而对“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押”来说，其占有票据的事实尚不足以说明其享有质权，还需要通过关于该票据的质押合同来证明其为质权人。并且此种证明方式难以对银行等付款义务人直接运用，其一般只能在如下两种场合运用：一是在请求出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向出质人证明自己权利；二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票据质权时运用。
第三，票据抗辩的不同。对于前者，质押背书具有切断人的抗辩的功能，票据债务人负有向质权人无条件付款的义务，其不得以与任何背书人之间的抗辩理由来对抗质权人。而对于后者，如果质权人采用请求出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途径，则出质人仍然行使的是“票据权利”，具有切断人的抗辩的功能。但如果质权人选择先诉讼确认质权的方式，情况则有所不同，票据债务人对债权人（出质人）的抗辩可以对抗受让人（质权人）。因为，一方面，虽然法院判决确认的质权具有权威性，但毕竟其不是以《票据法》为依据的，因此不能援引《票据法》中的“无条件付款”这一技术性规则；另一方面，“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押”只是将票据权利作为普通债权出质，质权人行使质权时与《合同法》上的债权受让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付款义务人可以行使对出质人的抗辩。此外，如果票据债务人在票据出质之前享有对票据质权人的普通金钱债权，前者不得主张抵消，后者则可以主张抵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