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必然需要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和社会发展等大政方针作出总括式的规定，是典型的大而全的规范体系。尽管其条文设置、规范安排都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它作为法律“航船”的“总舵手”，既要站得高，又要望得远，不能过分拘泥于一些“小风小浪”，其规范设置难免会有一些粗糙和可操作性不强的地方。这其实都是很正常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可以做到，其中的每一个条款都具有可操作性。在我国，由于没有宪法法院，也没有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可操作性不强的不足，就更可理解。但民法不同，无论是物权法还是合同法，其立法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政策宣示，而在于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提供裁判准则。尤其在我国立法资源和司法资源都相对紧缺的情况下，对于每一个条文，都需要精心设置，妥当安排，多余的要删掉，不足的要补上。对于没有可操作性的条文（既增加立法成本，又浪费司法资源——找法成本），原则上不应安排在民法当中。然而，审视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立法水平离上述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许多已经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的、性质上属于宪法才有“资格”规定的条文，却在我国的许多民事法律里一再重复。这样做的效果无非两种：要么是不恰当地抬高了民法的地位，要么是不恰当地降低了宪法的地位。这其中，最典型的是我国物权法第3条：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这几乎是我国宪法规定的翻版，如果说有什么“创新”之处的话，那也仅仅是将宪法第6条、第11条和第15条的相关规定整合在一个条文里分三款予以规定，立法者对这三方面的重复规定，除了起着“再次强调”的作用外，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实际效用。如果要为物权法在其后面规定的平等保护思想确立宪法基础的话，本属多余的第1条中的“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就已经表达得够清楚了。[14]退一步讲，即使这一条的价值不容怀疑，根据宪法和本条规定，对物权应当实行平等保护，物权法后面的条文设置任务应当是“重在落实”，而不应当反复高喊同一句口号。例如，物权法第4条已经宣示物权平等保护的原则，但立法者却不厌其烦地在第56条、第63条、第65条、第66条和第69条重复作出几乎完全相同的规定。不仅重复，更为重要的是，上述规定都是既不能作为当事人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又不能为法官提供裁判标准的规范。这显然是对法律资源的极大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