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选举对候选人的反功能
（1）为了达到获胜的目的，候选人往往会采取各种手段取悦甚至欺骗选民。不能否认，与选举相伴产生了一个新名词——贿选。贿选的主体就是将要或正在参加竞选的人，即候选人；贿选的对象是享有投票表决权的选民；贿选的目的是为赢得选票，竞选成功；贿选的方式是给予选民或其利害关系人以现实的或预期的利益，如，金钱、财产、可期待的利益回报或精神、感情上的享受等。我们知道，选举过程是政治资源的配置过程，选举的结果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获得，而公共权力的获得者即取得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因此，为了维护现有的经济利益或对现有经济利益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催生了属于权力寻租的贿选。自从近现代选举普及以来，贿选现象层出不穷。虽然贿选者都知道这样做会有很大风险，但许多精英们还是禁不住诱惑、铤而走险的原因即在于此。我们应该清楚的是，贿选一方面侵犯了其他候选人的被选举权：如果可以用金钱收买选民，用利益交换选票，这样的后果将是政治运作的规则被破坏，政治变成金钱游戏，导致严重社会不平等，最终破坏社会存在的必要秩序；另一方面贿选真正伤害的是社会的治理结构：一个通过贿赂当选的人，从法律角度缺乏合法性，从道德角度缺乏正当性，直接导致其政治上没有公信力，必然缺乏威信。即使贿选者拥有的是有效权力，也要将贿选的成本通过不同形式悉数收回甚至超额收回，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治理结构的恶化。
当然，贿选的产生不能完全归责于候选人，但候选人在其中应该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我们可以说，贿选是选举对候选人产生的最显著的反功能。
（2）金钱选举使候选人的胜机不同，给他们带来了新的不平等。现代竞选需要大量的金钱和财物做后盾，这就需要候选人一方面要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另一方面也要有到社会上募捐的能力。这不是每一个候选人轻易能为之事。于是，钱多的候选人由于拥有了有效的宣传手段而握有胜算，没钱或钱少的候选人往往希望渺茫。这就造成了当选机会的不平等。
有人把候选人比作出卖货物的商家，把选民比作消费者，把“当选机会不平等”的现象比作经济领域的垄断、倾销或其他形式的不正当竞争。我们反对不正当竞争，因为它侵害了消费者们知理地选择购物的权利。而当选机会不平等的现象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侵害了选民们在知理决策基础上表达民意的权利，从而打击了当选者及政府的正当性{7}。
3．选举对当选者的反功能
仅由选票多少决定结果的选举助长了当选者的政策地方化和短期政治行为，使他们对国家的整体利益、长期利益不负责任。
在西方选举民主的模式下，选民用手中的选票选择统治者，当选者为了获得连任，需要得到选票。因此，他们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是获得选民的支持，获得支持的方式主要是满足选民的要求。选民的要求通过代议制民主转化为对当选者的压力，使当选者一味迎合民众的福利要求，而不考虑财政后果，对国家长期的、整体的利益不负责任。本来，为了自己选民的利益与别的议员讨价还价、妥协合作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但是，仅仅为了自己选票数量的增加就置整体利益于不顾，把国家政策地方化，显然是不合适的。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政府政策的短期化：政府政策的变化，主要是就业和通货膨胀的控制方面的政策与选举，特别是大选举行的时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一方面，经济状况，主要是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决定了选民个人的投票取向，进而决定了选举结果；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就业、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政策，操纵经济结果，以谋取尽量多的选票支持。这种对应关系的展开表现为一种“政治经济周期”。对于政府与选民，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假定：政府的目标是赢得选举，为了在选举中获胜，政府力图使自己得票的数量最大化；选民对不同经济结果的偏好反映在其投票行为中；政府能够操纵经济，以提高其连选连任的机会{8}。该理论认为．下一次选举能否获胜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出发点，几乎不考虑国家或民众的长期利益。“在选举前夕，控制着政策的政党可以通过减少失业而提高再次当选的机会”{9}。根据这种政治经济关系的假设，政府可通过操纵宏观经济杠杆，减少短期失业，在短期内压低通货膨胀；也可采取相反的经济政策。如果选民的偏好固定的话，随着选举的周期，政府的政策进行调整：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在选举之后提高失业，降低通货膨胀。在任的早期阶段，政府有意识地压低产出，以便强制降低预期通货膨胀率。到选举的时候，则利用小幅的通货膨胀来炮制经济繁荣。随后的任期中不得不面对恶性通货膨胀，“政治的经济周期就是通过在每个选举期间上升的通货膨胀和下降的失业率来刻划的”{8}，这种类型的行为已为某些政府在某些时点上有政治经济周期所预测的行为所证实。在这种政治经济周期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最终受损的只能是选民和国家的长期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