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搜查理由和证明标准进行比较发现，港澳台地区大都实行令状主义，法官签发，采用司法审查。在搜查的理由和证明标准方面，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规定较为严格，搜查理由确定为“合理的理由”或“相当的理由”，经过宣誓和提出证据信息后，使法官达到50%以上的相信的证明标准。台湾在2003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采用了“改良的当事人主义”，改变对犯罪嫌疑人和其他人搜查理由不一致的情形，立法上采用了统一的“相当的理由”。澳门搜查的规定存有明显的大陆法国家的痕迹，对于“有理由相信”的搜查理由表现出“过分宽容”。我国内地将搜查的限制虽然提升到了宪法的高度，但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的理由及其证明标准属于“空白”，搜查主体自己签发搜查证（不存在司法令状）隐去不提，实践中存有为达到目的不计手段的嫌疑，（注释10：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搜查时，采用了“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的表达方式，“为了”则表现为日的。）宪法确立的公民不受非法搜查的权利被虚置，宪法有关搜查的限制性规定亦成为宣言式的“花瓶”摆设。
我国内地的刑事诉讼法不仅没有规定搜查的司法审查问题，而且被国外以及台湾地区限于嫌疑人的最低限度的“依法”、“有必要”的字眼在法条中都不存在。而我国内地的学者在论证刑事诉讼法的搜查程序时，只关注“搜查令”的批准主体问题，似乎搜查证批准权由法院行使就解决了“任意搜查”问题，公民免于非法搜查的权利就能得到保障。（注释11：理论界在设计搜查程序时，未对搜查根据和理由予以规定，仅以目的来代替标准。如陈光中、严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甚至有人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将台湾地区2002年弃之不用的“有必要”的搜查理由搬运到大陆，（注释12：有人认为，我国立法应当明确规定，针对犯罪嫌疑人人身、物品、住所和其他场所的搜查，执法官认为有必要就可以进行，对犯罪嫌疑人以外的人……，应当必须存在足以认定予以扣押物品存在的情况。如许身健：《刑事搜查程序研究》，载《检察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这不仅有追随“弃物”的嫌疑，而且实践中也不会存有实效。因为将“有必要”作为搜查的根据与“空白搜索票（General Warrant）”无异，搜查批准权无论属于哪一个机关，即使是法官，亦未有正当之意蕴，仅具有形式的外壳，无实质意义。美国1976年治安法官依法与警察共同实施搜查被视为违宪的，lo-Ji Sales， lnc v. NewYork案则为最好的例证。因为搜查没有相当的理由，搜查范围不予明确限定，势必造成执行主体搜查的随意性，变相剥夺被搜查人权利救济理由的预知性，搜查程序、范围、界域均属于虚无。在搜查前，搜查范围完全未定，搜查主体对搜查现场可任意选择，对搜查范围可恣意决定，对搜查的对象可以为所欲为，“人民根本无从知悉法官、检察官的行为是否逾越范围，无从提出异议，即令提出异议亦无效果。而且因为未事先确定得搜查扣押的范围，当检察官或法官依职权搜索扣押时，人民觉得检察官或法官逾越范围，‘强暴’人民之隐私，‘掠夺’人民之财产。”[18]（11）
四、建构我国搜查理由及其证明标准之设想
（一）搜查理由及其证明标准的层次分析
大多国家和地区的搜查理由可归结为可能成立的理由（probable cause）、合理的根据（reasonablegrounds）、合理的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和单纯怀疑（bare or mere suspicious）（包括推测）这几个层次。其中，美国法律对其进行定量分析，将警察执法之心证程度高低依序分为“可能成立的理由”（probablecause）、“合理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及“单纯怀疑”（mere suspicion）。其中可能成立的理由的证明标准最高，对于一般非重大之犯罪，通常需有接近一半的可能性才构成。[20]但实践中亦非绝对化，对重大、特殊场所的可能成立的理由的证明标准则相对较低，将被侵害法益的高低也作为审酌“可能成立的理由”是否存在的重要参考因素。但可依据全部或部分传闻证据作为判断可能成立的理由的基础。[21]合理怀疑不同于合理性。合理性相对合理怀疑标准更低，它适用于特殊的场所，如机场、边界、车站以及其他公共场所等。美国的NewYorkV. Burger商场建筑检查案对此作了诠释。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因为商场的场所所有人或经理人对该检查较无隐私期待性，令状的声请及可能成立大的理由的要求在此情况下乃无法适用。[22]对于“可能成立的理由”、“相当的理由”或“合理的根据”与“合理怀疑”、“合理性”和“单纯怀疑”进行考察，它们之间的层次性或理由具有递增性。“可能成立的理由”、“相当理由”或“合理的根据”证明标准最高，基本上属于一个层次；“合理怀疑”、“合理性”和“单纯怀疑”的证明标准依此递减，单纯怀疑属于主观猜测，证明标准最低，与推测属于同一层次。
美国学者在搜查的理由和证明标准上，还特别强调令状与理由之间的关系。“对于‘令状主义’的坚持，隐含无令状搜查的本质上不合理性，但如果没有可能的理由、详细载明及其他条件的保证，颁布的任何‘令状’本质上都是不合理的。”[3]（212）对搜查申请的实质性约束或门槛不是“令状”而是“搜查理由和证明标准”。美国最高法院试图把“可能成立的理由”一词从一个条款扯出又将之强塞入另一个条款中去，将仅适用于令状的“可能成立的理由”，普适于所有的搜查。这种纯粹是我们早就碰到的东西，有双重缺陷的逻辑导致“令状”要求的产生，现在又产生了另一个同位概念——可能的理由。[24]（217）美国的“可能成立的理由”在规范搜查和保障人民权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