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唯诉讼效率论”的观念。诉讼发生后，认为当事人只求尽快得到解决，并不要求按什么程序解决。认为程序步骤多，手续繁杂，速度慢，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受此影响，立法内容中，程序设置过于粗略，缺乏可操作性。结合本案，牺牲程序公正的结果，不仅损害了司法权威，造成司法不公，而且也导致了案件诉讼效率的低下。孙万刚案从最初的公安机关收审、刑事拘留、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经移送起诉和提起公诉，到法院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一审、二审等几经周折，省高院于1998年11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缓，间隔8年后2003年6月再次复查此案，最终于2004年1月经过再审改判无罪。忽视程序，片面追求效率的代价，是案件的推倒重来，漫长的8年，不仅被冤者的权利受到了严重的侵害，8年间司法机关在人力、时间、精力、物力等方面的付出，无疑增加了司法成本的投入和司法资源的浪费，而这一切本可以通过严格执行程序法而避免。
“公正是指人们之间分配关系上的合理状态。”[1]司法公正乃诉讼公正之构成，即诉讼过程的公正与诉讼结果的公正，前者为程序公正，而后者为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的关系如何？对此，笔者有如下几点感悟，在分析和阐明上述所提的问题中，程序公正的价值由此也凸显出来。
首先，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内涵之一，与实体公正共同构建司法公正的两翼。就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而言，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必要保障，在两者不可兼得时，程序公正具有先行的价值。这是因为一方面，实体的正当性通常来源于程序的正当性。案件事实的认定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证据论证过程，离不开裁判者的主观判断。而案件事实认定的正确与否往往缺乏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尽管立法上对事实的认定有相应的法律规则，但法的一般性的规范指引总是难以覆盖现实中各种各样的事实状态。加之，办案者对事实问题的判断都是在案发后进行的，因此，对事实问题的判断只能委诸于执法者的个人知识、经验和价值判断，公正的程序有助于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认同和接受，也有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和司法公信力的增强，而事实本身的正当性也由此隐含于程序的正当性之中。另一方面，实体正当性的实现要通过正当的程序来保障。不容否认，公正的程序严格限制了法官的恣意，也有效地弥补了实体法的不足。法律适用的过程是离不开权力的运作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于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判决，如果没有程序作保障，是很难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因此为保障裁判公正，就必须通过程序制度对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作出适当的限制，如关于审级、审限、回避、辩护、合议、公开审判、诉讼监督等程序制度的设计旨在对执法者裁量权作适度的规制；此外，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使实体法很难迅速反映变化的社会情况，因此实体法的漏洞甚至出现某些不公的现象既是客观存在，也是难以避免的，在此情况下，需要法官依循正当的程序，按照正义的要求正确解释并适用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