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其中重申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检察长委托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审委会。由此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开始再次受到关注。此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日益得到重视，并最终被提上司法改革日程。2004年，《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强调要“健全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方案》和《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把检察长或受检察长委派的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作为加强审判监督，切实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大改革内容加以规定。[4]尤其是随着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推进，2006年4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会谈纪要》（法【2006】65号、高检会【2006】4号）要求，检察长、受委托的副检察长，均可列席审判委员会讨论死刑案件的会议。检察长、受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可以带助手；各高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检察机关送达裁判文书及相关诉讼文书。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再次将落实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确定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同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中将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继续作为落实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这些规范性文件对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增强了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司法实践中，2002年，上海法院、检察系统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落实、推进工作。2005年随着“两高”改革方案和纲要的出台，上海、海南、重庆、江苏、江西、云南等省、直辖市先后制定了本辖区执行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对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会议的范围、列席人员、列席程序等进行了细化规定，同时，湖南长沙、江西都昌、云南昆明等地也积极开展类似的改革实践。[5]迄今，已有越来越多的地区着手落实该项制度，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推进成为了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一大亮点，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正焕发出蓬勃生机。
二、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理论依据
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形式和实现途径，其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主体的合理性，以及审判组织、审判活动作为法律监督客体接受监督的当然性。此外，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设立与运行的宗旨即有效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具有有助于实现当前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公正、高效、权威的重要价值，这也是该制度存在的正当性根据。
（一）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主体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在理论上，任何国家权力都有被滥用和进行自我扩张的可能。检察权的产生本身就是对权力进行制衡的结果。[6]根据列宁关于国家法律监督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应当是统一的，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必须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于是列宁所主张并予以实践的检察权便超越了资本主义以公诉权能为主的检察权能范围，而具有了实行刑事、民事和行政的全面的法律监督的广泛职能。[7]从新中国成立之始，我国在建设人民检察制度时，就把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运用于中国实际。现阶段中国的法律监督体系成网状构架，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法对各种法律活动的监督谓之广义的法律监督，被授予监督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定权限和程序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监督谓之狭义的法律监督，[8]而检察机关就是专门被国家授予监督权，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并能产生法定效力的国家机关。[9]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予以了明确授权，《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相应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也对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和地位予以了重申和明确。[10]立法者进而又根据宪法的授权，在三大诉讼法中对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专门机关对有关执法活动实行监督予以了具体体现。《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第14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0条更是以“有权”的用词强调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在法律上的确定性和权威性。[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