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害人
刑事和解中的加害人概念，明显小于犯罪学上犯罪人的概念。犯罪学中的犯罪人是指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其他严重社会越轨行为，应受法律和道德责罚的人。[16]刑事和解适用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客观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给被害人造成了损失或损害。理论上一般主张，刑事和解是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的，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17]刑事和解中的加害人概念与刑事诉讼法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罪犯的概念相似，但也有着鲜明的特殊性。首先，刑事和解的前提之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刑事和解的初衷之一是为被害人提供疏通情感阻滞的渠道，如果没有加害人有罪答辩的先决条件，根本无法达到预期和解效果。[18]这与刑事诉讼意义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其次，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定罪量刑前，也可以适用于刑罚执行过程中。因此，刑事和解中的加害人既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可能是服刑期间的罪犯。[19]因此，笔者认为，刑事和解中的加害人是指因自己的犯罪行为而使他人的财产、人身或其他合法权益遭受损失或损害的人。
（三）调解人
在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已逐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订者们所注目，并已形成较为稳定、通行的操作模式。当前较为通行的刑事和解实践模式有社区调停、转处、替代、教会模式四种。
社区调停模式的操作是在犯罪发生之后、犯罪者被司法机关逮捕之前，由某些特定的社区调停组织而非司法机关主持犯罪者与被害者双方进行调解。转处模式是在司法机关已经启动刑事司法程序之后、在程序终结之前将案件交由社会上的纠纷调解中心处理，而不通过刑事司法程序来最后解决犯罪者与被害者之间的纠纷。替代模式侧重的不在于纠纷的解决程序，而在于尊重被害人意志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对犯罪者的刑罚处遇而使纠纷得到解决，实现犯罪者与被害者之间的和解，其典型是对被害者的刑事赔偿，勒令犯罪者对被害者赔礼道歉，或为社区提供服务。[20]教会模式是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最初的发展模式。1974年，加拿大基秦拿县刑事和解制度的最初尝试就是在当地门诺派教会的支持下进行的。1978年，刑事和解制度被引入美国，在美国其典型表现也是由门诺教派组织的刑事和解方案。
在我国，刑事和解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司法制度，各地对这一制度的适用还处于探索之中，尚未形成一种被司法界广为接受的定型模式。司法实践中，既有单纯的双方自行和解，也有涉及司法机关或者调解机构的居中调解活动。当前，刑事和解大致可以分为加害方一被害方自行和解、司法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三种模式。[21]
自行和解模式中，从刑事和解的启动到和解协议内容的确定，司法机关通常都是不参与的，而只是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消极的予以接受而已。从各地对轻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经验来看，尽管加害方与被害方在达成和解协议方面具有明显的自发性，但是，和解协议的达成只是刑事和解程序的第一步，这种和解协议能否被接受并成为免除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依据，却要取决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的最终决定。[22]司法调解模式，作为我国最早出现的一种刑事和解模式，是指司法工作者通过积极、主动地与加害方、被害方进行沟通、交流、教育、劝解等居中调停工作，说服双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减轻或免除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实践证明，在加害方与被害方存在尖锐矛盾，特别是被害方有着强烈复仇心态的案件中，司法人员必须进行各种劝导、教育工作，并促使加害人认罪悔过，说服被害人放弃不切实际的无理要求。否则，和解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23]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是指公检法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刑事案件，委托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可以减轻或免除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在这种和解模式中，主持调解的是作为社会中介机构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机关在这一模式中主要负责遴选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案件，委托专门的社会调解机构调解，并在调解成功后做出非刑事化或相对轻缓化的处理，以消除单纯追究刑事处罚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促进加害方与被害方社会关系的修复。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最早出现于上海市进行的改革试验之中。从2002年以来，上海市杨浦区司法局先后与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共同实践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轻伤害案件的做法。2006年，这种通过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轻伤害案件的经验，还被作为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制经验，推广到上海市各个区县的公检法机关。[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