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1年，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问世。在这本书中，康德首创将亚里士多德建立的逻辑学称之为“形式逻辑”。应当指出的是，康德并不理解形式同实质的关系，但是，他首创“形式逻辑”的概念，无疑是逻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形式逻辑”的概念，最完整、最深刻地揭示了逻辑学的本质。按照康德的理解，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的形式规则的科学”。[12]这一定义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康德破天荒第一次将思维和形式联系在一起。对于思维的对象——实质来说，人的一切思维，都是形式。逻辑学的研究，就是从概念到概念、从判断到判断、从思维到思维，一句话，从主观到主观。逻辑学研究的这一切，均属于形式范畴。可以说，逻辑学就是从形式层面研究证明的学问。康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逻辑学定名为“形式逻辑”。在这里，康德的杰出贡献就是，他为逻辑学找到了真正的、准确无误的学科定位。因为，“形式”一词正好指明，逻辑学处在形式层面的本质，只可惜，康德不承认或者不懂得形式可以反映实质，这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份遗憾。
康德的功绩就在于，他发掘出了思维的形式意义。从康德往前走，必然会走向“实质”。因为，实质才是一切形式的本原，没有实质，形式就失去了意义。所谓实质，就是客观世界的本质，从思维的对象来说，就指事实的本质。思维是形式，事实是实质。思维反映事实，形式反映实质，这就是最基本的逻辑。逻辑学重点研究的论据是思维、论题是思维、论据与论题之间的逻辑联系，即证明力，也是思维。这一切均属形式范畴。因此，康德将逻辑学定名为“形式逻辑”是完全科学的、正确的。证据学重点研究的证据是事实、证明对象是事实、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的客观联系，即证据力，也是事实。这一切又都属于实质范畴。很明显，逻辑学和证据学都是研究证明的学科。所不同的是：逻辑学的重心在形式层面，即它是着重从形式层面研究证明的；证据学的重心在实质层面，即它是着重从实质层面研究证明的。既然着重从形式层面研究证明的逻辑学定名为“形式逻辑”，那么，着重从实质层面研究证明的证据学，就应当定名为“实质逻辑”。自从康德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定名为形式逻辑以来，一直有这样的问题：与形式逻辑相对的实质逻辑是什么？二百多年来，也有学者论及这一问题，但都没有解决。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回答：与形式逻辑相对的实质逻辑就是证据学。“实质逻辑”，这就是证据学真正利学的学科定位。因为，“实质”一词也正好指明，证据学的重心处在实质层面的本质。把证据学定名为实质逻辑，是对证据学本质认识的升华，这不仅可以填补历史遗留的空缺，还可以提升证据学的科学性，增强证据学的学科价值。尤其重要的是，它将证据学今后的发展，纳入科学化的轨道。
找到两块奠基石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我在《新证据学论纲》一书中，曾特设了这样一则《题前》：“几千年来总有人说：我的认识就是世界。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就因为他们把主观和客观混淆了。主观反映客观，但不等于客观，它们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把这个界限彻底划清，上述观点就无立足之地了。”[10]《题前》（一）这则《题前》中批评的“我的认识就是世界”，实则是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这则《题前》中提出的把主、客观“界限彻底划清”，就是斩断唯心主义认识根基的一把利剑。显然，划清主、客观界限是关系一切学科发展方向的大事，自然也是关系证据学发展方向的大事。就证据学来说，划不清主、客观界限，它就会让唯心主义牵着鼻子走。事实上，千百年来一直在证据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式证据观，就是唯心主义在证据学中的体现。唯心主义的说辞是：“我的认识就是世界”。形式证据观的说辞应当是：“我的认识就是证据”，尽管证据学中并没有人直接这样讲，但还是间接讲了。比如，有些学者认为：证据是“命题”；或曰：证据就是反映案情事实的“判断”。这里的命题和判断，不都是人的认识吗？可见，证据学中的形式证据观是与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相通的。由此来看，证据学中的主、客观界限，非划清不可，而找到两块奠基石的最大意义正在于，它彻底划清了证据学中的主、客观界限。由于划清了这一界限，就使得证据学既可以远离唯心主义，又可以建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之上，并因此而获得自身发展最正确的方向。
找到两块奠基石，这是证据学的大革命吹响的第三声号角。随着这声号角，诞生了证据学以“两论”为基础的、科学的学科新体系，为证据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系统化、完善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随着这声号角，找到了证据学真正科学的学科定位，填补了历史的空缺，又开创了证据学未来发展的科学化进程。随着这声号角，划清了主、客观界限，使证据学能够建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之上，证据学也因此获得了前进的方向，增加了动力和活力，并具有了真正的科学风骨。三声号角过后，证据学的大革命开始向纵深发展，终于迎来了证据学光辉灿烂的新生。
四、证据学的新天地
确立实质证据观，就在证据学领域引发了一场实实在在的学科大革命。从明确证据学的A、B、C，到发现一条生命线，再到找到两块奠基石，这三声号角之后，这场大革命就以不可阻挡之势，浩浩荡荡向纵深发展，其影响波及证据学的一切角落。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这场大革命冲破了形式主义的一切羁绊，清除了历史沉积下来的污泥浊水，重新打造出证据学的新天地。那么，由实质证据观引发的证据学的大革命究竟给证据学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第一，以“两论”为基础的学科新体系应运而生。学科新体系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反映了学科对象的基本面貌。证据学的对象涉及主、客观两重世界。正是这两重世界把证据学的对象从整体上分成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样两大部分。证据属于客观世界，证明属于主观世界。因此，以“证据论”和“证明论”这样两论为基础，就为理顺学科对象相互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奠定了基础。学科新体系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证明和证据分属于主、客观两重世界的本质，揭示了证明同证据的联系和区别。这为人们透彻研究证据和证明进而全面打开证据学宝库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