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Legitimacy)，又称正统性，[18]尽管学者们对这个词的使用可能存在着某些偏向，但是，它的基本含义则是一致和确定的，即它是关于政治权力与公民服从关系的一种理论假定。该假定认为在政治权力与公民服从之间存在着一种连接性因素，它足以引起政治权力的效用和公民对权力的服从。“在政府方面，其本身能自觉地拥有统治权力，并依据所拥有的权力进行施政，采取各种措施以适应环境变化；在人民方面，则承认同意授权政府统治权力之行使。而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要在这两方面的条件均具备时才拥有。”[19]合法性概念的意义就在于揭示了政治权力效用或社会大众服从的理由，即“人们对于内容未定的决定也准备接受这一心理状态的一般化”。[20]而问题在于这里的理由或心理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对此，一般认为价值共识、程序和功绩是为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的基础或基本资源。有学者归纳说：“在当代的背景下，一个长久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应具备三个条件，即政治体系建立一套明确一致的运作规则；统治者与民众拥有一套广泛的价值共识；民众深信既定的运作程序，以完成共同的价值共识。”[21]看来，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不仅依赖于一套广泛的价值共识的形成，更依赖于这套价值能够有效地转化为制度的程序。
由此看来，司法结构的政治制度化功能能够在相互衔接的两个层面上，为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的资源：在深层上，它使政治体系更加契合于同社会达成的价值共识，使它看上去更加像一个“人民的政府”；在浅层上，它使政治体系内部的制度、程序结构表现出了更多的合理性，从而使它可能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一）价值的合法性
关于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尽管学界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观点，但在将“人权”作为价值基础的问题上，则存在着明显一致的看法。因此，在目前关于我国司法改革的价值定位问题上，当人们纷纷执著于司法公正时，也有人指出：公正是一个历来就有着太多的歧义和不确定的概念，只有人权才能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22]其实，人权也未必是一个确定性极强的概念，只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它构成了现今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加之，由于它与法律的天然联系，自然比公正概念有着更为实在的载体，因而在理论上，将人权看作是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确实更加到位和周延。而由于对政治权力司法规约的另一面或者说目的就是保障公民权利，因此司法功能在政治领域的延伸与现代政治的合法性理念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我们可以说，随着这种延伸，政治体系便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
在理论上，当人们不断地在强化他们关于现代政治的人权基础时，他们事实上不得不关注法律和司法对构筑这一基础的重大意义。如果司法果真像学者们所强调的那样，是政治体系内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这道防线对于构筑政治体系合法性基础的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为过分的。而如果说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另一面就是政府权力的规范运作的话，作为保障公民权利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其功能延伸至政治领域就是必要的和顺理成章的。因此，当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堆砌这道防线的机制时，我们便会发现，其实它的强弱是随着司法功能在政治领域的有效延伸而变化的。如果尚有主体游离于法律和司法之外，这道防线的位置就会由此而向后移位，它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也会由此受到限制和影响。
关于通过司法途径来控权，保障公民权利并为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法治理论的重视。英国著名的宪政主义者戴雪(A.V.Diecy)对普通法系在这方面的作用推崇倍至，他说：“法治最后还可以被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我们来说，宪法并不像他国那样，构成其他制度得以产生的渊源；相反，它是法院区分和实现公民权利的结果。简而言之，我们的私法原则通过法院和议会的活动（在政治领域）拓展开来，并决定着国王以及官员们的地位；因此，在英国宪法是普通法的结果。”[23]当成文法国家普遍将宪法看作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时，而在英国，这个合法性基础则是在法院保护公民权利而对国王和官员权力进行限定的过程中形成的。看来，政治体系的合法性逻辑在英国表现得更直截了当，在那里，公民权利，特别是相对于政治权力的那部分权利与司法功能有着更为直接的结合；而在成文法国家则绕了很长的弯子，难怪一些宪政主义者批评说，那些载满了权利承诺的宪法条款，摆在那里似乎就会自动实现，那里的宪政主义者显然忽视了他们保证要予以实现的权利承诺，依然不可缺少必要的司法救济手段。从二战以来司法功能在政治领域的发展来看，这种批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发展的根本机制上，权利和司法救济机制的现代结合是因为它可以为政治体系带来更多的合法性。用诺内特(P.Nonet)的思想来表述就是：任何向法治形态转变的主要根源都是探求合法性，实际上，现代法治的“每一主要属性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正统化的策略”。[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