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说，国际法不是自足的，甚至整个的法律体系都不是自足的。[46]必须与法律背后的经济力量、政治安排、社会态势充分结合才能够更准确地认识法律。通过法哲学、其他部门法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滋养，国际法学的很多概念可以得到更为深入的分析。当前，国际社会在实践中遇到一系列的难题，既需要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试错而找到较好的出路，更需要通过不同学科理论的阐释和指引，对于这些新问题给出解答。虽然法律解释本身（例如条约解释的方法、援引国际文件或者判例）也能有所帮助，但欲求将问题说得明晰透彻，还是需要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充分利用法哲学、民法、宪法等法学理论，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的观点和理论，历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的积淀，特别是哲学所确立的世界观对这些问题予以深刻剖析。从跨学科的角度对国际法的某些问题所进行的分析，至少在方法的角度，可以认为属于国际法哲学的研究。所以，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可以被称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国际法哲学”。[47]
在这个领域内的国际法哲学研究已经取得很多令人关注的进展，成为国际法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法上的习惯和条约等渊源，“对一切的义务”和“保护的责任”等概念，“和谐世界”、“国际法治”和国际秩序的宪政化等理想，战争的合法性、[48]人权体制、[49]国家与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50]环境规范及其实施都需要在超越国际法自身规范逻辑，在道德义务或者自由民主和世界义务的高度予以说明。[51]在这个方面，彼德斯曼从宪政、人权的角度对于WTO的改革与发展、国际法治问题的探索，特别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宪政化所提出的进路；[52]安妮·玛丽·斯劳特从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关系的维度研讨[53]都是这一领域的有益尝试。日本学者Fuse Tsu-tomu对于海洋法的分析，就是借鉴了全球治理的理论。[54]美国思想政治史学者Richard Tuck对于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的探索可以作为一个范例；[55]美国国际法学者Andrew T. Guzman从国家博弈的角度考察国际法产生效力的问题；[56]日本学者大沼保昭对于国际人权、文明等问题的研讨、[57]篠田英朗对于主权问题的分析，[58]都是沿着这一路径前进的。我国学者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相联结的视角上，也已经取得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成果。[59]一些国外学者从自然状态和商事活动所导致的社会化对于国际法的基础进行的研究、对于国际法的合法性的研究、从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等对于国际法发展趋势的研究，[60]也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国际法哲学。
（四）通过国际法哲学和其他部门法哲学建构一般法哲学（法理学）
部门法哲学在深化着部门法的同时也深化着法哲学（法理学）本身。法哲学不是、也不应当只是国内法的法哲学。它必须兼顾国内、国际的法律现象，来看待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来分析法与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关系。因而，必须提供法律国内、国际法都能接受和印证的观点和论断，而不能有所偏废。作为法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法哲学应当有能力涵盖各种法律现象，说明不同领域的法律问题，指出各种法律的优长与缺陷，判断各种法律规范的未来演进方向。国际法哲学在前述整体和局部问题的研究上，可以促进法理学的整体扩容和更新，从而形成一种更具解释力和预见力的一般法律科学，或者通用法律哲学。
结论：
当前，对于超越国际法自身或规范和实践而进行的跨学科研讨或者是法哲学层面的反思，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不占据主流地位。而且，很多学者怀疑这种研究的意义及价值，从而使国际法哲学的研究相对边缘化。就如人们讽刺美国学界“什么都要有个伦理学”，有的西方学者曾带着讽刺的口吻表示“毕竟什么都可以进行哲学研究嘛！”一些中国学者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也颇有认为法律应当与政治分开、国际法应当与国际关系分开者。
而由前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国际法的问题进行法哲学层面的分析，对于国际法学科的理论化、对于国际法律实践的指引、评价和批判都至关重要。没有此种研究，国际法、国际法学可能永远跳不出规范教义的井底，永远不能平视国际法的机制基础、构造原理，亦不能很好地预示国际法的未来方向。如果能够在法哲学的层面分析国际法诸问题，则可以条理清晰地建树国际法理论、切中肯綮地解析国际法实践、远见卓识地引领国际法的发展，而不至于陷入局部的迷途中而无法驾驭整体的格局与进程；与其他的法学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能够有效沟通，而不至于各树藩篱、互无启示。这种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理性交流更有可能提炼出法哲学的一般问题、根本问题，从而丰富法理学自身的内容、锤炼法理学自身的框架，使之更好地作为法的一般理论、法的方法论来总括地描述、阐释和评价法律的世界。
【作者简介】
何志鹏（1974—），男，黑龙江双城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6th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49-54; I. A. Shearer, Starke’sInternationalLaw, 11th ed.，Butterworths, 1994, pp.19-24.
Jules Coleman, Scott Shapiro, and Kenneth Einar Emma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868.
Applied Legal Philosophy,．to “adopt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rticular areas or aspects of law, or deal with general theo-ries of law in a way which is directed at issues of practical, moral and political concern in specific legal contexts. The general approach is both analyticaland critical and relates to the socio-political background of law reform issues. ” As of December 2009, the Ashgate (Dartmouth) has published 57 booksunder the series title “Applied Legal Philosophy”, covering almost all the fields of law.
(1)相关著作、文集包括：宋显忠主编：《部门法哲学讲座（第一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樊崇义主编，高家伟、吴宏耀副主编：《部门法学哲理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包含了前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孙育玮、齐延平、姚建宗主编：《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蒋传光主编：《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2008年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2)相关学术论文包括：谢晖：《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载《文史哲》2002年第1期（该文亦载于谢晖：《法的思辨与实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陈兴良：《部门法理学之提倡》，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5期；陈兴良：《部门法学哲理化及其
刑法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12月29日；张文显：《部门法哲学引论—属性和方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一个略为不同的版本是张文显：《部门法哲学的属性与方法》，载宋显忠主编：《部门法哲学讲座（第一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孙育玮：《关于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6期；周永坤：《“部门法哲学”还是“部门法理学”？》，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1期；宋显忠：《什么是部门法哲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3)相关学术会议包括：2004年12月18-20日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在海南博鳌举办的“部门法学哲理化学术研讨会”； 2007年8月24 - 25日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法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上海举办的“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理论研讨会”。
参见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2-3页。
国内学者对于法理学、法哲学概念的探讨，参见程燎原：《中国近代“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考述》，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舒国滢：《走出概念的泥淖—“法理学”与“法哲学”之辨》，载《学术界》2001年第1期；刘作翔：《法理学的定位—关于法理学学科性质、特点、功能、名称等的思考》，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4期。
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阿图尔·考夫曼：《法哲学、法律理论和法律教义学》，载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Ian McLeod, Legal Theory, MacMillan, 1999, pp.2-4.
关于法理学有多种理解，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笔者赞同下面的表述：“法理学涉及关于法律的性质和法律体系的一般理论性问题，关于法律与正义和道德的关系，关于法律的社会性的研究。”丹尼斯·劳埃德著，M.D.A弗里曼修订：《法理学》，许章润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方法论”。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第三版加入法理学是法学的意识形态，笔者尚未认识清楚）。
有关讨论，参见谢小庆：《试论国际法的哲学方法》，载《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宋显忠：《什么是部门法哲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
这一界定参照了张文显教授的分析，参见张文显：《部门法哲学引论—属性和方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孙育玮：《关于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6期。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虽然涉及到了国际法，但只讨论了“国际法是否是法律”的问题，而并没有分析国际法理论化的主题。同样的，法理学家德沃金和约瑟夫·拉兹也没有将其法学理论延展到国际法之中。国际法的不成体系是国际法研究的关键问题，也是近年来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正在着手讨论的问题。
如果阅读国际法院及其前身国际常设法院所做出的判决，就不难发现，由于法律本身的不充足、不成体系，很多时候法官都是在理论层面进行分析。19世纪的国际法由于条约和国际法编纂的不足，更是这样，所以边沁称之为“国际法理学”。J.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Of Laws In General (Hart Ed. 1970)，p.70.
Hugo Grotius （Jean Barbeyrac trans.，Richard Tuck ed.），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in three volumes)，Liberty Fund, 2005, esp.pp.150-166．从删节的英译本转移的中文本，可参见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A.C．坎贝尔英译，何勤华、李春林等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 - 37页，后面的很多论述也经常与自然法、自然正义等相关。
Sergio Moratiel Villa,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Suarez, Grotius and epigon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No 320,pp. 539-552 (31-10-1997);王贵勤：《康德国际法哲学思想考评》，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3期。Anthony Carty,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18.
当时的哲学思想家马利旦等对于自然法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关背景介绍，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4页；马里旦的主要法哲学学说，雅克·马里旦（威廉·斯威特编）：《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鞠成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有关介绍，参见Myres S. McDougal and W. Michael Reisman, International Law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The Public Order of theWorld Community, Foundation Press, 1981；白桂梅：《政策定向学说的国际法理论》，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0》；白桂梅：《梅尔斯·麦克杜格尔与政策定向学派》，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宋显忠：《什么是部门法哲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
Aaron Fichtelberg, Law at the Vanishing Point: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Ashgate, 2008, pp.8-22.
张文显：《部门法哲学引论—属性和方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同注。
同注。
关于法律事实与价值问题的讨论，是法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有关分析，可参见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64页。同注。笔者认为，张文显教授对这些法学方法的列举和排序显示出其深受分析法学的影响。笔者略有疑惑之处在于：反思的方法与价值分析方法是否有关系？根据笔者的理解，反思一般需要有一种立场，或曰基点，而这种立场和基点的确立无疑需要一种价值作为支撑。反思必然是有价值内核的反思，而不会是空洞的、无根的反思。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亦可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1页。Fernando R. Tes6n, A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Westview Press, 1998；对该书的评论参见Francis Fukuyama, “Book review onA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8
Ernst-Ulrich Petersmann, “How to Constitutionalize International Law and Foreign Policy for the Benefit of Civil Society”, 20 Mich. J. Ira''lL. 1 (1998-1999)；E. -U. Petersmann,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ntern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ispute Set-tlement，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Centennial of the 1899 Hague Peace Conference and 1899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International Disputes-1999 Geneva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Dispute Settlement”, 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85(1999)．Comments see Robert Haws, “Human Rights in the WTO: Whose Rights, What Humanity? Comment on E-U Petersmann”, 13 Europea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51 (2002)．
Anthony Carty,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对这本书的评论：Richard A. Falk, “Book reviewon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
例如车丕照：《试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王彦志：《再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石范畴—一个跨国经济（公）法的视角》，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5期；何志鹏：《国际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内涵与重构》，载《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例如罗国强：《当代中国国际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加强与创新—国际法哲学的本体研究评论》，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E.g.，Jeremy Bentham,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1798)，in Bentham’sworks，Bowring Edition, 1843, pp.535-560 (relativecomments, see M. W. Janis and Pamela L. Meredith, “Jeremy Bentham and the Fashion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78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04 (1984)；Gunhild Hoogensen, “Bentham''sInternational Manuscripts Versus the Published ‘Works"'', http: //www. ucl. ac. uk/Ben-tham-Project/journal/hoogensn.htm);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John Murray, 1911, pp. 173-225; 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Max Knight trans.，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7, pp.320-347; H.L.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pp.208-231.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John Murray, 1911, pp.173, 182-183.
Robert George, In Defense of Natural Law, Clarendon Press, 1999, pp.228-246.
David Armstrong (ed.)，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Routledge, 2008.
See William Thomas Worster, “Competition and Comity in th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34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8)；Anne Van Aake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rotection”,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Law (2008)；Martti Koskenniemi and Paivi Leino. “Hagu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Postmodern Anxieties”, 15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53 (2002)；Gerhard Hafner, “Pros and Cons Ensuing from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25 Mich. J. Int'' l L. 849 (2003-2004)；Eyal Benvenisti and George W. Downs, “The Empire''s New Clothes: Political Economy andth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el Aviv University Law Faculty Papers，Paper 41 (2007)．
一个好的国际社会似乎更应当是建立在宪政民主之下的统一体制，虽然这个目标为时尚远，但是欧洲一体化迄今为止的成功实践于此已露端倪。国际社会的很多做法，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也显示出此种设想并非毫无希望。
Jack L. Goldsmith and Eric A. Posner,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国内学者对于国际法的本体论、价值论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如罗国强的《国际法本体论》、高岚君的《国际法的价值论》），笔者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参见何志鹏：《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Raymond Wacks, Philosophy of Law：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译（双语）本《法哲学：价值与事实》，谭宇生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Shirley V. Scott, International Law in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4, pp.1-21.
丹尼斯·劳埃德著，M.D.A．弗里曼修订：《法理学》，许章润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在Allen Buchan和David Golove所撰写的“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中，就采用了现实主义的观点分析国际法范式，讨论了国际法中的分配正义，国际司法体系中的权利基础等问题，采用的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的标尺。Jules Coleman, Scott Shapiro, and Kenneth Einar Himma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4, pp.872-934.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此前不久他命令美国军队增兵阿富汗。领奖时，他认为争议的战争是可以接受的。这反映了20世纪后期、特别是21世纪初期西方学者对战争合法性的不懈追问。有大量的文献显示出这个领域的研讨。参见吉尔·安德雷阿尼、皮埃尔·哈斯内主编：《为战争辩护—从人道主义到反恐怖主义》，齐建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从该书各作者的论述中对这一学术焦点的进展可见一斑。Rosalyn Higgins, Problems＆Process：International Law and How We Use I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95-110.
Larry May and Zach Hoskins （eds.），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See, e.g.，Jack L. Goldsmith and Eric A. Posner,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67-224.
See, e. g，Ernst-Ulrich Petersmann, “Rule of Law and Constitutionalism”，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Martinus NijhoffPublishers, 1997; C. Joerges/E. U. Petersmann (eds)，Constitutionalism, Multilevel Trade Governance and Social Regulation, Hart Publishers, 2006;“Human Rights, Cosmopolitan Democracy and the Law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I. Fletcher/L. Mistelis/M. Cremona (eds)，Foundations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2001, pp. 79-96；“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al Law: Time for Promoting CosmopolitanDemocracy in the WTO” , in G. de Burca/J. Scott (eds)，The EU and the WTO, 2001, pp. 81-110; “Time for a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for Integrating Human Rights into the Law of Worldwide Organizations: Lessons from European Integration”, 13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621-650 (2002)；“Taking Human Dignity, Poverty and Empowerment of Individuals More Seriously: Rejoinder to Alston”, 13 European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Law 845-851 (2002)；“Human Rights and the Law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37 Journal of World Trade 241-281 (2003)．
斯劳特主要从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理念出发，对于国家（政府）地位、国际秩序等问题提出解释。主要论著有Slaughter,A. Moravcsik and W. A. Burke-White,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 New World Order: Govervment Networksand the Disaggregated Sta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Slaughter, A. Stone Sweet, and J.H.H. Weiler (eds.），The European Courts andNational Courts：Doctrine and Jurisprudence，Hart Publishing, 1997;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al Lectures，Hague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Summer 2000; Slaughter, A. -M.，and K. Raustiala, “Considering compliance”, in edited by Walter Carlnaes, ThomasRisse, and Beth Simmons. Thousand Oaks （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Publications, 2001
Fuse Tsutomu, “Emerging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and‘Ocean Governance''" , 16 Kaiyo Kogaku Shinpojiumu 1-9(2001)．
Richard Tuck,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Grotuts to Kant，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9；中译本理查德·塔克：《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罗炯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Andrew T. Guzman, How International Law Works: A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5-118
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王志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该书从避免文明相克（冲突）、确立文明相容观念入手，分析国际社会中的自然权利思想，解读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关系、人权的相对性与人权普遍标准之间的关系，并对欧美中心主义的人权观念提出了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讨了在人权问题上人权相容观念的适用。书中将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与国际关系、社会哲学理论融合在一起，做出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篠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戚渊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该书以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为背景，对于宪政与主权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提出了走向新的
宪法主权的结论。
厦门大学的徐崇利、刘志云等教授今年来从事的国际法研究倾向于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问题结合起来（当然，有读者感觉对国际关系的分析较重，与国际法问题的结合不紧密），他们也主张在这个维度上研讨国际法。参见徐崇利：《构建国际法之“法理学”—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之学科交叉》，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4期。笔者在吉林大学开设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课程，对于国际法遵循机制、国际法治可能性等问题的研究也借鉴了国际关系学的很多理论。
See, e.g.，Benedict Kingsbury and Benjamin Straumann, “State of Nature versus Commercial Sociability as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Law:Reflections on the Roman Foundations and Cur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Legal. Thought of Grotius, Hobbes and Pufendorf'';Allen Buchanan,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John Tasioulas,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Thomas Christiano,“Democratic Le-gitimac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hilip Pettit, “Legitimat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 Neo-Republican Perspective”, in Samantha Besson andJohn Tasioulas (eds.)，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