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议”制度确立的基本精神并非是怎样根据犯罪事实定罪判刑，而是怎样寻找理由来优容贵族、官吏，尽量使他们免受死刑的处罚，以维护等级特权。但由于参与“八议”的官员等对这一精神的把握有差别，仍然会出现同一案件事实而定罪量刑却差别很大的情况。《旧唐书·唐临传》记载的一件案例最能说明这一点。永徽二年(651年)，华州刺史萧龄之在其任广州都督期间的贪赃行为被发现，唐高宗将其交付群吏集议。众官讨论的时候，有的主张从轻，有的主张从重。轻的认为除名即可，重的则要求处以死刑，至少也是流刑。讨论结果上报后，唐高宗十分愤怒，下令将萧龄之朝堂处置。御史大夫唐临反对这一做法。他认为：萧龄之身为独挡一方的封疆镇藩大臣，犯下贪赃之罪，无论是就事实本身来说，还是追究其动机来说，均是死有余辜。但是既然已经下令进入“八议”程序，就应当根据法律的精神来处理。他认为，参加讨论的大臣们并不懂得议刑的基本精神。法律规定有“八议”之制，是来源于《周礼》的规定，考虑到“八议”之人与其他人有所不同，所以特别制定了“八议”之制，“议亲”的目的是优待王族，让其不在公开的地方受刑。刑不上大夫，所以规定要“议贵”。懂得了慎重对待亲贵的道理，所以“议”的目的是轻缓刑罚，而不是要嫉其贤能而图谋加重其刑罚。“今既许议，而加重刑，是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14}唐高宗最后接受了他的意见，改处萧龄之流刑岭外。
制度确立之后，其在实践中如何具体运用，仍然受着指导思想的约束。如同前例所揭示的那样，同样是维护特权者利益的“八议”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仍然可能出现生死两重天的迥然不同的结果。“八议”制度在明清等朝的律典中仍完整保留，但实际上已经不允许援用了，这一规定也就成为了具文。其他一些法律规定，同样存在如此情况。例如，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即位之初即决心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当时常有官吏受贿的情况，太宗感到很不安，决心纠正这种现象。于是就使人以财物试赂官吏们，有一掌执天下门关出入往来之籍赋的刑部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太宗欲杀之。这是一则典型的唐太宗亲自导演的“钓鱼执法”案例。唐律对官吏受贿，分别不同情况，有几种不同的规定，对一般的受人财物而不枉法者，以“坐赃”论处，根据受赃的数量量刑：受赃折绢一尺笞二十，满一匹加一等，满十匹徒一年，每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对主管官员受财枉法的惩罚最重：“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所受赃折绢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满十五匹绞。而即使按照最严格的规定，受赃一匹，也罪不至死。太宗求治心切，矫枉过正，对此严加惩处。但这有悖于法律。故户部尚书(后称户部)裴矩进谏道：“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5}最终，唐太宗接受了裴矩的进谏，没有对该犯适用死刑。
皇帝口含天宪，生杀任情，制度对其的约束力有限。但心存仁心、宽厚执法的规范作用对各级司法官吏的影响则不可小视。司法官吏的司法实践对死刑的影响更是值得特别注意。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青州有人谋反。州县地方官大肆搜捕反徒，监狱人满为患。太宗“诏仁师按覆”。{16}崔仁师到州后，悉令去掉犯人械具，给与饮食，使之沐浴，并安慰他们。经过仔细审核，只判魁首十余人有罪，其余的人全部释放，然后回朝复命。不久，朝廷派敕使往青州监决本案的死刑犯。大理寺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你在此案中平反了许多人，人皆贪生怕死，见其徒众得免罪，那些魁首肯定不会甘心就死。此番敕使前去，若他们再生枝节，你就要受连累，我很为你担忧。崔仁师反驳他说：断案应以公平宽恕为本，怎能为保全自身、明知有冤枉而不为人伸理呢？万一因自己断案不明，将其中有罪之人也一并放过，以我一身而换十数个囚徒之死，我也心甘情愿。敕使至青州，审核诸案犯，众犯皆称崔仁师处案公平，没有任何枉滥，崔公平恕，无一人再生枝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