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流贷死的目的是为了戍边
唐代是中国疆土又一个急剧扩大时期，戍边成为统治者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作为死刑替代处分的徙、流之法从唐太宗的贞观时期起就再次得到运用。这时的流放是一种赦宥，需要由特定诏令而不是律典决定，是一种特定的轻刑措施。天德五城在今内蒙古地区，是天德军驻扎的戍边重镇，其条件十分恶劣，生存下来非常不易，因而这种刑罚同样也十分残酷。《新唐书·刑法志》认为：“盖刑者，政之辅也。政得其道，仁义兴行，而礼让成俗，然犹不敢废刑，所以为民防也，宽之而已”，批评宪宗是“今不隆其本、顾风俗谓何而废常刑，是弛民之禁，启其奸，由积水而决其防。故自玄宗废徒杖刑，至是又废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为幸也。”{21}其实，这一批评是不恰当的。唐宪宗并没有完全废除死刑，只是把刑罚打击重点作了调整。例如，唐代实行榷盐法，对盐业实行专营，盐业以其巨大利润吸引了众多犯罪者。早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就制定了“盗鬻两池盐石者，死”的法令。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掌兵权，举兵叛乱。宪宗由此而对淮西用兵，国家专营的盐业成为财政支柱。时任度支使的皇甫鎛“奏，论死如初”{22}，对盗鬻池盐的罪犯不执行以流贷死法令。
(二)天宝六年废死刑令并没有得到真正遵守
唐代关于废除死刑的第二条史料是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废除死刑的记载：“天宝六年(747年)，上慕好生之名，故令应绞斩者皆重杖流岭南，其实有司率杖杀之。”{23}
这一史料，仅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记载，而《新唐书》、《旧唐书》均不载，故沈家本将其排在前则史料之后，并注明“未知本于何书”，意即其可靠程度不高。事实上，这一史料的可靠性仍然非常高。唐代立法遵循“宽简”原则，大量减少死刑受到了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同样，道教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对唐代死刑制度也产生了影响。如道教最基本的戒律“老君五戒”中首要的即为不杀生，即不得伤害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如鸟、兽、虫、鱼等等。用不杀生的方法来追求长生最典型的当数唐玄宗。唐玄宗即位后，对佛教采取了与武则天不同的态度，打击佛教而提倡道教。开元二年(714年)，他推翻了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僧尼不得受父母拜诏”的诏令，“今若为子而忘其生，傲亲而徇于末，日背礼而强名于教，伤于教则不可行，行教而不废于礼，合于礼则无不遂。二亲之与二教，复何异焉？”他要求：从此以后，道士女冠僧尼也要拜父母，同时还要为父母守规定月份的丧，以纠正颓弊，明正典则。此外，他还先后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禁止私度僧尼，禁止官员与僧尼私交等诏令。即使这些诏令不是专门打击佛教，至少也是对佛教施加了很大限制。相反，他对道教则表达了极大好感。他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下诏禁止在道家的三元日屠宰：“道家三元，诚有科诫，朕尝精意，祷亦久矣。”{24}他要求，自此以后，两京及天下诸州，每年的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三元日，禁止屠宰。屠宰受到禁止，自然也不得执行死刑。从唐玄宗与佛教、道教的关系来看，唐玄宗完全有可能基于道教的“杀生”之戒而作出废除死刑的决定。当然，道教的“杀生”之戒也受到了佛教戒律的影响，佛教强调轮回，讲究报应，也严禁杀生。并且，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会合、兼习已经开始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潮，“儒佛道三教共存交处，已经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所接受，多数人已经习惯了多元信仰的社会精神生活”{25}。从这个角度讲，说唐玄宗是受佛教思想影响而颁布的这个诏令也未尝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