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构建简易程序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以及客观的社会需求。建立在特定范围内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进行独任审判并可以适当缩短审理期限的制度，是在行政诉讼领域平衡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充分体现行政诉讼程序作为现代行政救济程序及时有效地化解行政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实现行政诉讼程序现代化，这必然要求司法运作和司法组织与之相适应，彰显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取向。由此，在公正与效率的架构下，我们目前禁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立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显得过于固执，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行政诉讼功能作用发挥的桎梏。显然，立足公正与效率的现代司法理念，积极顺应司法现代化的潮流，重构现行行政诉讼程序设计，创建相应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深远的积极意义。”[15]历经20多年行政审判实践的磨练，我国行政审判工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法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多年的审判经验使其完全有能力驾驭行政诉讼实践中的简易程序操作。原先在行政诉讼审判程序方面的那些顾虑和担忧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行政审判工作的不断加强所带来的行政审判环境的逐步改善、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的逐年提高和对司法监督的逐步适应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已经渐渐地不再成为主要问题。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建立简易程序就成为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正当需求。从这一角度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一部分基层人民法院进行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试点，规定一部分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这一举措本身符合当代法治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的司法理念。
（二）以《通知》形式推行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违背诉讼制度的法律保留原则
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设置行政诉讼的简易程序符合行政案件繁简分流的社会需求，也符合我国行政诉讼程序制度向良性化发展的趋势与潮流。但是，笔者并不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这样一个《通知》的形式，就能够在全国一定范围内实行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试点。同时，我们注意到，《通知》中所规定的相关内容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程序的规定存在着诸多不相一致之处。更何况，最高人民法院在其2010年12月的《通知》发布之前的同年7月1日起，就决定个别基层人民法院着手实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试点，这些做法明显与诉讼制度的法律保留原则之间存在不相符合之处。
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所涉及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其与我国《宪法》、《立法法》规定的诉讼制度或司法制度实行法律保留的原则相抵触。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案件无论是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还是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都是诉讼程序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们构成了我国诉讼制度的具体内容。同样，人民法院无论是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还是由审判员一人对案件进行独任审判，都是一种司法行为的体现，在总体上理应属于司法活动的组成部分，是司法制度的基本范畴之一。因此，无论规范行政诉讼程序的诉讼制度的确立与修改，还是规范人民法院通过一定的审判组织执行《行政诉讼法》、行使对行政案件审判权的司法制度的确立与修改，都应当遵循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确立诉讼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与规范。
根据我国《宪法》第62条的规定，诉讼法律规范属于基本法律，应当由全国人大行使立法权和修改权。同样，根据《宪法》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这就从《宪法》的层面明确了诉讼法律制度的立法以及对其进行补充、修改的基本权限。尤其是规范我国基本立法制度的《立法法》，更是在其第8条和第9条明确规定了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即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制定法律的形式来加以规范。[16]因此，任何诉讼制度的产生与变革，或者一项司法制度的建立与改革，乃至于一个具体诉讼程序的变动或者审判组织的增减，都属于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所有人民法院不应该、也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对法律已经确定的诉讼体制、诉讼程序以及审判组织方面的制度加以修订、改变或者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