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统一法典说”的主要论据在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制度存在诸多共性，例如证据的含义、特征、种类、举证责任的含义以及某些具体的证据规则等，因此采取统一立法的方式，可以避免立法上的重复。我们认为，虽然三大诉讼中的证据制度确实存在一些共性，但事实上它们各自的特性要明显大于共性，特别是民事诉讼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差别更是极为明显。例如，在收集和提供证据方面，刑事诉讼有专门的侦查程序，民事诉讼则无侦查可言；又如，虽然二者都有举证责任制度，但举证责任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再如，民事诉讼中有自认制度，刑事诉讼则不存在这种制度（被告人的供述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自认）；另外，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在民事诉讼中比较容易得到解决，而在刑事诉讼中则是一个极难解决的复杂问题；民事诉讼中大量运用推定规则，而在刑事诉讼中除了无罪推定以外，一般不采用推定规则；最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是不同的；等等。这些差别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制定统一的证据法是极不可取的，同时在立法技术上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统一法典说”的不可取与不宜将民事诉讼程序、刑事诉讼程序规定在同一部法典中的道理是相类似的。申言之，尽管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具有许多相同的内容，例如都适用公开审判、两审终审、合议、回避等基本制度，都设置有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都存在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等，但二者却并不宜于规定在同一部程序法典之中，[4]此乃理论界的共识，同时也契合于我国诉讼立法的现状，而其根本原因无非是因为二者的特性（即内在的机理）要明显大于它们在表面形式上的共性。
（四）“审判程序”编的内部体例须作适当调整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程序”编包括以下八章，即：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我们认为，在修订时有必要对该编作如下几个方面的调整：(1)增设“小额诉讼程序”；(2)在完善审级制度的基础上，增设第三审程序。(3)增设“人事诉讼程序”，其内容主要包括婚姻事件程序、亲子关系事件程序、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程序、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程序。同时，应废除现有的“特别程序”章。至于原来的“认定财产无主案件”，随着即将制定的物权法（或民法典中的物权编）中占有制度和取得时效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已没有再作规定的必要；而就“选民资格案件”而言，从其性质和程序上的特点来看，放在《行政诉讼法》中予以规定似乎更为可取，或者考虑到其特殊性，亦可将其放到《民事诉讼法》的“附则”编中去予以规定。(4)改“审判监督程序”章为“再审程序”章。(5)删除“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