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综上所述才是法治必备的“软件”系统，正是这些反映了法治的社会情绪和公众情感的法治的精神气质和内在品质的诸因素，才充分而准确地表达了法治的真正意蕴！它们和作为法治之物质要素或制度要素的法治“硬件”系统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真正意义的法治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条件。而我们所追求的也恰恰是，而且也应当是这样的法治。
四、法治之境的远与近：一个实例及其留下的思考
1995年，《读书》杂志第10期发表了《在美国焚烧国旗是否合法？》一文。在文中，东来先生详细介绍了发生在美国的两起焚烧美国国旗的案例：
1984年，美国共和党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城举行大会，而反对里根总统内外政策的美国公民则在会场外集会和示威，其中一位名叫约翰逊的先生当场焚烧了美国红白蓝三色国旗。于是，得克萨斯州便以故意损坏国旗的罪名逮捕并起诉了约翰逊，这就是著名的“得克萨斯诉约翰逊”案。有关该案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9年6月21日，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1票之差作出如下判决：在公众集会示威中焚烧美国国旗是受到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表达自由”权保护的合法行为。这一判决使约翰逊先生被无罪释放，而同时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享有违宪审查权，它的这一判决也当然地使美国48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有关当局制定的有关国旗保护的地方性法律失效。
然而，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激怒了那些将国旗视为美利坚民族之象征的美国公民且伤害了他们强烈的爱国心。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3／4的美国人强烈希望用法律来保护国旗。而“他们的愿望在国会中迅速得到表达。当年10月，国会通过了1989年《国旗保护法》，但这一法律立即受到支持焚旗为宪法权利的人的挑战。就在该法生效的当天（10月30日），一位叫埃里奇兰的女士以身试法，在国会山下当众焚旗，因为她知道这个案子必然会上诉到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埃里奇兰等人’一案中，尽管有群众和国会的压力，最高法院依然我行我素，再次以五比四的票数在1990年6月11日宣布1989年《国旗保护法》违宪，重申其焚旗合法的立场。反对焚旗的人（姑且称之为护旗派）于是只好寄希望于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来保护他们神圣的旗帜。十天后，护旗派在众议院提出了一项保护国旗的宪法修正案，但因未达到2／3多数而未能通过。参议院的护旗派也以58票赞成42票反对面临同样的遭遇。但国会外的护旗派不肯善罢甘休，爱国的激情以及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保护国旗的事实，促使他们决心继续战斗下去。1994年8月，以美国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为首的65个全国性社会组织在国会山下宣布成立全美‘公民护旗同盟’（Citizens Flag Alliance），发誓要在全国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护旗游说运动，促使国会能有2／3的多数通过保护国旗的宪法修正案。”目前，“多数议员（尽管不是2／3多数），多数州的州长（已有26位州长）表示支持护旗同盟。受美国军团委托，盖洛普（Gallup）1994年2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美国人不认为焚烧国旗是受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的行动，78％的人认为有必要通过宪法修正案来护旗，81％的人表示如果第二天投票，他们会赞成通过宪法修正案。”[35]
这两起发生于美国的焚烧国旗的案件及其所引发的支持护旗与焚旗的争论与行动，的确给我们留下许许多多十分值得深思和回味的东西。如果我们暂时撇开美国法律（包括宪法）的阶级本质属性不谈，同时放弃护旗派与焚旗派的对立立场而采取一种超越态度，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审视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便会真切地看到，从普通的美国公民、社会团体、美国各级（州和联邦）政府、国会和最高法院对焚旗和护旗的态度与行为当中，非常鲜明、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美国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那种法律情感。这就是，对包括宪法在内的美国法律及其程序的信任、信心和尊重！他们对法的的确确是出自内心的真诚的信仰，即使某些法律他们不喜欢甚至厌恶和愤慨，他们也初衷不改，决不动摇对法律的依恋和爱戴，而是寻求通过某种方式（包括违背现行法律但尽可能以合法方式）争取改革和完善现行法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们对于自己的法律的神圣性、至上性和权威性的认可，以及他们对法律的自觉认同，并将其要求内化为自己行为的动机而通过自己的行为体现出来。换句话说，从这里，我们看到美国公众对于法律基本上是持“内在观点”。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公众对法律改革与完善那主动而自觉的积极参与，他们对法律的共同缔造也充分体现了其强烈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由此，我们也不能不坦率地承认，在美国公民、社会团体、美国政府、国会和最高法院对待焚旗和护旗的态度和行为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种我们期待已久的普遍的法律情感和社会意识，其精神内核和气质恰恰正是我们所谈论的法治的意蕴！由此看来，法治之境离我们并不是那么遥远，它很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