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当年就对大量采用日译词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均着眼于日译词汇实际完全偏离了汉语本来的意思。他反对把economics译成“经济”而主张译成“计学”，因为“经济”本来是“经世济用”“治国平天下”的意思，而economics只是指理财经商;反对把“society”译成“社会”而主张成译“群”，反对把“sociology”译成“社会学”主张译成“群学”，因为“社会”本来是“乡村社区祭神集会”的意思，而society意思要更加广泛、更加抽象;反对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主张译成“理学”，反对把“metaphysics”译成“形而上学”主张译成“玄学”，反对把“evolution”译成“进化”而主张译成“天演”。但很可惜，严译术语最后都遭到了否弃。
其他术语暂且不论，我们这里还是回到“科学”。自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science译成“格致”、“格致学”，或为了区别起见，“西学格致”。徐光启当年就用了“格物穷理之学”、“格致”、“格物”、“格致学”、“格物学”、“格致之学”等术语来称呼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体系。格致者，格物致知也，是《大学》里面最先提出的士人功课，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人多用朱熹的解读，认为它是指“通过研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用中国文人比较熟悉的词汇去翻译西方的词汇，难免打上了太深的中国意味，而且也容易混淆。20世纪头20年，西学术语的翻译大体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译名，以严复为代表，第二是直取日文译名，第三是音译。五四时期流传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音译，其中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的音译“德谟克拉西”，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的音译“赛因思”。最后淘汰的结果，日译名词大获全胜。今日的科学、民主、自由、哲学、形而上学、技术、自然等词全都采纳了日译。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列出了《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两书，大概是“科学”这个词作为英文science一词的汉译首先出现在中文文献之中。梁启超、王国维、杜亚泉等人开始频繁使用“科学”一词，示范作用很大。特别是杜亚泉，他于1900年创办并主编了在当时影响非常大的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科学”一词从杂志创刊开始就成为science的定译。另外，严复在1900年之后也开始使用“科学”来译science，影响自然也非常显著。20世纪头十年，“科学”与“格致”并存，但前者逐步取代后者。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下令全国取消“格致科”。1915年，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等人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杂志《科学》。事实上，从这一年开始，“格致”退出历史舞台，“科学”成为science的定译。《科学》杂志今天仍然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周光召院士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