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是这样热情的讴歌科学、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贷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党党员们读中国古籍。他说：“我也以为这《大学》一书，不仅是中国正统哲学，而且是科学思想的先驱，无异是开中国科学的先河！如将这《大学》与《中庸》合订成本，乃是一部哲学与科学相互参证，以及心与物并重合一的最完备的教本，所以我乃称之为‘科学的学庸’。”(《科学的学庸》)
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我们看到，不论政治立场有何不同，不论他们实际上有多少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影响着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们，都把科学默认为“好的”东西。这就是当代汉语里“科学”一词第二种用法的历史由来。
小 结
今天在中国人中耳熟能详的“科学”一词，实际上来自日本学者对于英文science的翻译。这个译名体现了近代西方学术与传统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区分，但并没有切中science的基本意思以及它所代表的西方思想传统。如果按照汉语“望文生义”的阅读习惯来理解这个词的话，肯定会走偏——可能会过分地强调“分科”概念。
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日常生活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这是20世纪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长期起作用的结果;第二个特点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倾向于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术”，对“科学”本身缺乏理解，这既与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特定的历史遭遇有关，也与中国实用主义的文化传统有关。
要真正理解“科学”，我们需要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是来自西方、为西方人特有的一种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