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两岸间互不承认刑事裁判，因而当一地判决某人有罪并施以刑罚，若该人进入另一地，如果另一地对其罪行拥有管辖权的话，则仍可进行再次追诉。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上就有两次惩罚，虽然已经执行的刑罚在后一裁判中会予以考虑，但是，与在一地受追诉而另一地无管辖权的情形相比，前一种情形下，被判刑人身心所受到的压力要大得多。举例而言，在前一种情形下，该人有可能被两次审前羁押，而审前羁押的环境，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多有不利于被羁押人的情状发生，让被判刑人两次接受审前羁押，对其身心压力显然要比接受一次审前羁押要大得多。而两种情形下，被判刑人实施的行为及其危害可能毫无二致，但是可能受到的不利对待要相差很多，如此即有违实质的平等观念。
对于个人而言，其实施犯罪应受到相应的惩罚，但是却不能受到过度的惩罚。如果不同的人因实施相同或相似的罪行，却因管辖权的单一或者重叠而出现不同后果，即受到不同的（乃至差距甚大）的惩罚，则显然不符合公众的平等观念。大陆与台湾，形成管辖权重叠的因素中包括身份原因，即大陆居民在台湾犯罪，或者台湾居民在大陆犯罪，按照目前的观念，则两岸都拥有管辖权，进而就可能形成双重追诉。如此，岂不是因身份因素而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从实现国人之间的实质平等考量，应促使两岸间相互承认刑事裁判的效力。
3．可以为被判刑人提供有利的刑罚执行
大陆刑法规定的主刑种类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量刑制度中包括缓刑，刑罚执行制度包括假释；台湾刑法规定的主刑种类包括罚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从刑包括褫夺公权、没收和追征、追缴或抵偿，其刑罚制度亦包括缓刑与假释。对上述两岸各自刑罚种类和刑罚制度的罗列，可以看出，如果两岸间相互承认刑事判决的效力，则相互之间可以进一步代为执行确定的刑罚，进而使被判刑人在其较为熟悉的环境执行刑罚，这显然是有利于被判刑人利益的考量。例如，台湾居民在大陆犯罪，可科处缓刑，但考虑到其在大陆并无固定住所而无法进行有效之考察（大陆刑法第76条），因而法院可能选择科处“实刑”，即羁押该被判刑人。而如果两岸相互承认刑事判决的效力，则一方对非己方居民科处缓刑，则另一方可对该己方居民进行缓刑考察，如此对被判刑人而言，实益甚大。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11条（罪犯移管）规定，“双方同意基于人道、互惠原则，在请求方、受请求方及被判刑人（受刑事裁判确定人）均同意移交之情形下，移管（接返）被判刑人（受刑事裁判确定人）。”该条设定的前提是人道和互惠原则，且以请求方、受请求方及被判刑人（受刑事裁判确定人）均同意移交为条件。两岸间设定罪犯移管制度，对于被判刑人而言，是十分有益的。不过，这一制度设立并不能排除被判刑人被再次追诉的可能。假设，当请求方与被请求方对该案都有管辖权，而被请求方已经对该人进行追诉并交付刑罚执行，在被移管的情形下，请求方仍可能再行提起追诉而行使其管辖权。从目前两岸法律观念看，在这种情形下，已经控制犯罪人的一方，除非存在追诉期限已过等法定原因，否则即应依法追诉该犯罪人，而不能主动放弃追诉。如果上述假设成立，则建立罪犯移管的初衷可能会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