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问题的追问，终归会回复到周穆王的告诫，在《尚书·吕刑》中周穆王告示吕侯说：“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5]这与亚里士多德在思路上具有相似性，认为个案判决所宣示的法具有“尔安百姓”的作用。但问题是周王所提出的第一序位的原则是：“何择，非人”，即选择合适的“人”，这是敬哀折狱恰当判决的基础与前提。《吕刑》进一步指明：“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6]说明惟良折狱，是“有德惟刑”，“威庶中正”的关键之所在。这就使得周天子之告诫，与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大相径庭：良法之治，统一于执法的“良人”，而非良人统一于“良法”。
二、法的失序
虽然从表面现象来看，中国历朝历代，尤其是隋唐以后，都颁布了正式的全面的法典。但事实上，在更深的层面上，法律秩序是分裂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窥见一斑。
（一）早期无统一之法
从文献中来看，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存在着多样的法律形式，而每一个案例的判决都援引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些权威法律文本，据梁启超先生的统计，包括有法、刑、律、典、则、式、范等七种，而徐祥明则总结了有12种，除上述7种外，还包括誓、浩、命、令、盟、常，[7]此外，蔡叔衡先生在其《中国刑法史》中认为，《吕刑》中的“有伦有要”也是法律形式。[8]首先，这些法律形式相当杂乱，例如，其中的刑、法便可以互训。《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在九刑不忘。’，[9]这表明誓命这一法律形式所载的法律规范同样可以被称之为刑。其次，这些法律形式是否具有普遍性行为规范的特征呢？起码难以发现有对于这些法律形式的重复性适用。每一个判决中，法官都要对具体的罪名进行解释。武树臣教授认为，春秋时期郑、晋国公布的刑书、刑鼎才是成文法，而此前各国所适用的都是判例法。[10]再次，文献中存在一个矛盾，即《吕刑》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周天子向所有诸侯们颁布的法律适用规则，“王日：‘呜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联言，庶有格命。”，[11]但西周在册封各诸侯的时候，赋予了各诸侯采用不同传统或类型的法律的权力，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分鲁公……分康叔……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12]综上可见，至春秋时止，事实上并不存在统一的成文法典，也不存在普遍的行为规范体系文本。文献中所记载的各种法条，表现单个罪名。它们或者是司法官就具体的案件所作的具有规范意义的解释，或者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判例。这些判例的预后效力，则有赖于良人的见识和认知。
（二）法典的宣示性
从内容上来看，清律与唐律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相似性，而与明律之间的继承关系则更是明显。这种连续性不能仅仅由中国社会本身的连续性来解释，因为每一朝新建立之时，总是要废除前朝的各种法律规范，颁布自己的法典。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要为新的社会提供行为模式，不如说是新朝廷向天下宣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法典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其普适性意义。而事实上，在法典制定之后，其普适性效力也是可疑的。往往经过了几代君主之后，法典便会束之高阁，成为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