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当下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权力的私性化。任何公共权力总需由具体的人来执行，在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安排下，公共权力蜕变为掌权者的个人行政资源，成为他们进行财富或者其他物品交换的寻租手段。明明无需行政审批，只需备案而已，可具体掌事者只消说一句“今天没空，明天来吧”，就可以让你成本陡增，看你敢小瞧我。权力私性化，权力于行驶过程中不再基于公义目的，而是服务于具体个人的特定利益，为具体掌管者所挟持，实在是政治的大敌，却确乎是当下中国的实情。包括法官在内的公共权力的掌有者，从公共权力仓库中套购、批发甚至走私出来部分权力以逞私欲，一切故事便发生在这一背景下。
权力的私性化源于权力的部门化，根子则在于公共机构对于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垄断，本身同时又扮演市场主体，用之为部门和自己牟利。没有一个合法的反对力量，所谓“国王的忠诚的反对者”来行使制约职能，大抵权力的私性化便是必然结果。这说明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要转变为现代体制，包括形成丁一卯二的现代科层制设置，使得公务担当者作为权力的工具，不过是权力齿轮上的一个上传下达的螺丝钉，而非权力本身，从而最大限度地使得权力的行使、流转不受其私利左右，依然前路漫漫。
第三，凡此法官、律师狼狈勾结的案例，向中国社会昭示的一个最为触目惊心的问题，是包括司法权力在内的公共权力的准黑化现象。公共权力的掌有者、经济资源的垄断者和社会精英阶层，甚至连同社会下层帮会，出于共同的利益互动需求和自保考量，心照不宣地纠结为利益共同体，利用各种体制漏洞，在正式体制之外，形成了具有一定结构形态，以某个权力或者人物为中心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利益团伙。它不完全属于黑社会结构，但却具有准黑性，纠结程度和表现强度已然超逾了“精英寡头化”的层面。
对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而言，这真是一个梦魇，堪具“拉美化”的兆头。原本良善的制度设计却收获了这样一个怪胎，是谁也不愿看到的。其恐怖之处就在于，它利用公共权力作为基本资源，经由扭曲公共权力的追求旨意，而为特定私利提供体制性保护伞，于侵蚀正式体制的同时，无形中将体制瓦解，使整个社会绝望。无论是这几年爆出的“天津中院案”、“武汉中院案”，还是“深圳中院案”，特别是“前腐后继”的“阜阳中院案”，我们从中均可看到，当事人、律师和法官纠结一体，同时，并有更为重要的公共权力或者下层社会势力介入，形成以某个权力或者权力掌有者为枢机、以寻租为驱动力的团伙形态。在此，当事人可能是企业或者企业背后的利益集团，也可能是某个位居权力中枢的头头。此种利益团伙介于有形与无形之中，不受国家正式权力的控制，但又附着在国家权力的肌体之上，在瓦解正式的权力体系的制度预期的同时，又以正式体制和公共权力本身为实现私利张本，从而将依靠纳税人供养的正式权力体系拖入私利打手的境地，类似于国中有国，权力体系之中还套装、暗藏着一套权力体系。“郭生贵”们东窗事发，说明现有体制的预防机能丧失，同时却又表明权力的各项机能并没有完全丧失，端在于“私性化”和“准黑化”均须以正式权力体制的存在为前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而，较诸独立于正式体制之外的黑社会，此种公共权力准黑化情形更为可怕，也更具危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