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司法体系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律师整体学历最高。尤其在京沪穗等大都会，律师行业是一个高学历群体。办理涉外法务的大律师，许多更是有留洋的博士文凭。有趣的是，笔者在此发现了一种角色错位现象。一方面，律师作为秉持实践理性的主体，替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说话。另一方面，他们属于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同样担载着社会良心的重负，体现着道德理性的要求。“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要求律师站在社会立场上，基于社会公义和道德立场，追求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这是一般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少律师，特别是出道不久的青年律师，亦且以此自相期许。有些律师把自己的职业神圣化，源于将自己定位为此种“知识分子”，而非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角色。说实在话，这是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士志于道”传统世代不泯的国度，才会有的情形，发达的法治国家，早已钱迷心窍，倒未必见得到这一风景呢！尤其是当律师代表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的权力一方时，其言其行，谁能否认其道义性，因而真的含有丝丝缕缕的“神圣性”意味。但是，问题在于，即便如此，就律师之为一业而言，如果大小律师们都把自己扮演成圣斗士的话，实际上不免自我虚幻的神圣化，而造成角色的错位。
另一方面，全然放弃“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恐怕是造成上述律师与法官“相互腐败”的根源之一。毕竟，刻下法官和律师的科班程度愈来愈高，不少属于“读书人”出身，保持读书人的理想底线，总还是本分。它并非要求总是以道义担当的神圣自期为务，毋宁将此担当内化、转化为职业伦理，照理出牌而已。许多律师主动被动偏不照理出牌，说明制度安排和社会生态出事了，同时折射出士人节操沦丧的现代社会世俗化的恶果，读书人不像读书人，也雅不愿以读书人自相标立。上述公共权力的私性化与准黑化与此互为因果，对此提供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答案。通常说好制度虽然无法让坏人不做坏事，但至少能让好人不做坏事，而怀制度不仅助纣为虐，并且使好人学坏，做不了好事。观之于上述两“化”，其理昭然。
三
实际生活中，法官和律师彼此瞧不上对方，又彼此利用。笔者几年前曾在清华法学院邀集在学的法律硕士座谈，与会的律师和法官即“攻讦”不休。法官谓律师“腐蚀”了他们，拉他们“下水”。律师谓法官不讲理不守法，逼迫着他们“学坏”、“出血”，要不然谁会自找麻烦。法官说“同时在办同一个案子”，律师按照诉讼标的收取高额报酬，法官只能拿固定工资，“难道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比我们大吗？”，心中很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