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比诸法官，虽说律师属于什么“新兴社会阶层”，其实社会地位较低，四处求人，有时甚至难免受辱。律师挨打之事，亦且不算什么重大新闻。而且，自己养活自己，无各种福利，依凭的是自立与自力。西方社会说律师就是奔走在街市上的人，可谓道尽其苦乐。小律师们出道伊始，更是起早贪黑，疲于奔命。他付出了代价，而且在社会利益纠葛、经济关系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恰恰就需要有这样一类人来付出这样的代价，以疏浚社会关系，打理人间矛盾，清理世俗纠葛，一如需要医生治病救人，仰仗牧师清洗灵魂，所以社会允许用金钱对其进行补偿，律师于是照理就该比法官多拿一些。在此，金钱、权力和声誉，各有归属，合理分摊。今日中国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定位没有理顺，所以才会使得人们产生了欲将财富、权力和声誉集于一身的通吃心态。这是一种自我折磨，不现实，不可能。相信随着社会分工及其报酬更为接近常态，权力、财富和声誉各有畛域，各得其所，大家都会平和起来的。那时节，律师与法官“相互腐败”的发生频率可能也会降低许多。
四
其实，就刻下中国的法律和体制来看，对于法官的制约不可谓不严，问题是凡此规定多数流于纸面。另一方面，当然也可以说体制基本有效，否则早已分崩离析了。就体制而言，法院和法官直接受到的内部制约就包括审判委员会与政法委，后者为党的常设机构，对于重大案件、“敏感性”案件或者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案件，代表党发言，控驭大局，一言九鼎。不过，法院审理的多数属于一般民、刑事案件，党的机构不会直接干预，不良法官于是得隙上下其手。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凡高度集权之处，恰恰是权力并非无所不逮、无所不能之处，其实漏洞处处，其状如无数倒悬着的漏斗构成的金字塔。按照现有体制，法官的“人事、组织关系”戚属地方党政组织人事部门掌管。此种体制，将架构司法独立的一切理念和制度釜底抽薪。整个司法系统属于官场的一部分，必受官场规则制约，基于人身效忠性关系而升迁的游戏规则，同样在此发挥作用。以人际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潜在组织人事规则，即主要权力的操纵者对他人的权力具有予夺之权，遂笼统全盘，构成体制中的每一分子无所逃遁的权力分配格局。所谓“高度集权”，并非全然集中于体制上端，而是集中在特定层级或者环节的某个人手上，所以才会出现一个具体办事的科员就能把你刁难死，得罪了“单位领导”就永世不得翻身的事。此种畸形结构，使得掌握主要权力的人具有上下其手的机会，特定层级与环节中的他或者她，也有这种神通。由此，有趣的是，在东方几个集权国家，我们看到权力越集中，底层的权力反而具有更大的裁量空间。其实也不难理解，既然最高权力都集中在作为符号性的所谓大案、要案上了，涉及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或者具有相当背景的私企的案件上了，一般的案件“上头”不会管，于是就只好让“小的们”做主，也就不得不由其做主了。全国法院系统每年审结六、七百万起案件，民事案件达四、五百万起，占了百分之八十，而真正涉及到经济利益的恰恰更多地就属于这些民商事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