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事拘传制度设置理念不科学、制度粗糙
我国民事拘传主要在于强制被拘传人到庭，但到庭只是手段，如果被告到庭后拒不实施任何举证、质证、辩论的诉讼行为，以沉默对抗法庭，法院并无有效应对措施。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拘传事实上只是将被告“抓”到法庭，强制改变被告的地理方位，对查明案情并无实质作用，从法律效果上看，威慑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查明案情的意义。
二、我国民事拘传制度改造的思路
（一）扩大民事拘传的适用范围
我国现行民事拘传制度适用范围主要限定于赡养、抚育、抚养等必须出庭才能查明案情等类型案件中的被告．以及给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笔者认为，从查明案件真实，树立司法权威的角度考虑．民事拘传应适用于一切类型的民事案件；就适用程序而言。不仅可以在庭审中适用，也可以在法院调查和执行过程中适用。
关于民事拘传制度的适用对象，从设置拘传制度的价值理念出发，民事拘传应当适用于所有的当事人以及重要证人。对于拘传应适用于证人和被执行人，学界并无太大分歧。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根据国外立法经验，拘传主要适用于证人，不应适用于当事人，理由在于，在民事诉讼中，原告享有起诉与撤诉的自由，被告享有答辩权和应诉权。均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享有充分的处分自由。当事人拒不到庭。法院可以依法做出按撤诉处理或缺席判决的处理．强制到庭是对当事人诉讼自由的限制，似无必要。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模糊了民事拘传内在价值，放大了当事人的诉讼自由，也忽视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义的例外。
首先，民事拘传主要限制的是当事人诉讼自由中的出庭自由，并不强制当事人行使或放弃起诉、撤诉、应诉或答辩等诉讼权利，不会限制当事人的诉讼自由。而当事人将争议提请法院裁决，就应受到司法权力的限制，必须按照法院的要求准时到庭，这也是司法权威的体现。当然，一旦当事人向法院撤回裁决请求，其出庭义务也就随之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能强制当事人出庭。其次，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切了解案情的人都是证人，而案件的当事人亲历了案件的全过程，对案件真实情况最为了解，《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当事人的陈述是法院据以裁判的证据，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事人也具有证人性质。实际上，英美法也认为当事人具有证人的身份。从当事人具有证人性质这个角度上讲．其理应到庭如实向法庭陈述案情。而且，与证人相比，当事人与案件结果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么在法院可以拘传与案件结果并无任何关联的证人的情况下，却任由与案件利益攸关的当事人拒不出庭，显然于情理不符，司法权威也无从体现。当然，当事人拒不到庭，并不一定都适用拘传。一般情况下，可由法院按撤诉处理或做出缺席判决的处理，只有在法院认为必要时，才可以拘传当事人。因此，拘传与按撤诉处理或者缺席判决互为补充，并不存在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