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规范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之间的相互补益不同，以陈端洪以及高全喜两位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②，（②政治宪法学的主要著作与论文有，陈端洪：《宪制与主权》，法制出版社，2007年；《制宪权与根本法》，法制出版社，2010年。等等；高全喜：《现代政制五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法制出版社，2009年。等等。一般认为强世功教授也属于政治宪法学之阵营，但其并未对此评价作出公开的回应，因此在此并不讨论强氏之观点。）却试图从根本上动摇规范主义宪法学存在之基础。尽管高全喜教授一再声称其观点与陈端洪教授相去甚远，在价值取向上反倒与规范宪法学相去甚近，[3]但这两位教授却不约而同的认为规范宪法学过于“幼稚”。之所以说其幼稚，陈端洪教授的指责在于规范宪法学缺乏足够的政治敏锐性，难于发现宪法条文背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这就导致了规范宪法学一方面过于坚持自己不切实际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太过拘泥于宪法文本中的权利条款而不能自拔；[4]310-316高全喜教授的批评则在于，对权利话语的坚持固然无可厚非，但由于规范宪法学过于强调其学科的自足性（autonomy），这使得规范宪法学难以用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去探究今天这样一种政治法律体制的前世今生，更遑论预知其未来走向并对之加以积极的影响。[5]
对于这样的指责，规范宪法学有必要对其做出适当的回应，这倒不是说规范宪法学有必要在政治宪法学面前证实其自身的成熟性。规范宪法学之所以要认真对待政治宪法学的批评，是因为在政治宪法学背后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作为其结构性前提。在这种思维模式中，法律只不过是作为一种被给定的表象，真正起作用的是其背后的某些决定性的因素，尽管这些决定性因素在迄今为止的学说史中显得纷繁复杂、莫衷一是，比如说“主权者的命令”、“社会连带关系”、又或者是某种难于辨明的历史规律。
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之所以被普遍接受，以至于几乎成了一种自然的心理倾向，是因为这种思维模式是社会生活的经验表象的直接反映。仅从经验而言，这样的认识几乎不会有错，也绝少有例外，因为法律在经验上并非是自足的，如果不将之当作具体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后果，也至少得将之当作某个具体的意志的结果，即便在法律实证主义内部也大多认为法律的权威（authority）来源于某个外在的权威。而规范宪法学所持的观点却与这种明智的观点截然相反，规范宪法强调法律的权威内在于法律本身，不过这种观点在当前即便不被当作唯心主义，也很难逃脱迂腐的评价。因此如何面对这种因为具有了经验的直接性从而有了最大普遍性的心理倾向就成了规范宪法学论证其自身的正当性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