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也是回应我国近年来学者对被害人实施救助的呼声的需要。我国的刑事诉讼已经在庭审方式上进行了改革，控诉与辩护业已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并赋予了被害人以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基于此，刑事法律援助对象范围也应随之扩大，由原来的只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扩大到为自诉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因为刑事诉讼中，自诉人和被害人是权利受到侵害的主体，很可能因其在人身或财产受到侵害后而处于经济绝对贫弱或生理、心理、自由等相对贫弱的不利的境地，故此不应将其排除在法律援助对象之外。因为，早在《条例》制定之际，就有学者建议并应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和自诉案件的当事人也规定在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内。[14]在我国，也已经有学者曾经尝试论述确立公诉案件被害人为法律援助对象的可行性。[15]当然，也有学者更进一步认为，对被害人的救助不应当只限定在法律援助，还应包括对刑事被害人的经济救助，特别是应建立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16]
四、结论
法律援助制度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历史产物。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律师自发地对穷人提供免费服务的慈善和道义行为，再到国家保障公民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国家行为的过程。相应的，在西方国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也先后经历了慈善事业阶段（18、19世纪）、个人权利阶段（20世纪前半段）和社会保障性权利阶段（“二战”以后）。在慈善事业阶段，刑事法律援助是社会慈善行为和道义行为，其对象是随意性的，不确定的。在个人权利阶段，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公民的一项司法救济，其对象主要限于被告人，而且，一般以被告人经济困难请不起辩护人为条件。在社会保障性权利阶段，随着社会平等观念的发展和人权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演变成了国家对公民的一项普适性的社会保障措施，其对象被扩展到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而且一般享有完全的对象资格，不再受到“贫穷”或“经济困难”条件的严格限制。
因此，基于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的需要，并借鉴国内外有关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具体对象应当予以扩大。也就是说，在刑事法律援助中，不仅被告人是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而且，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也应当被赋予完全的刑事法律援助对象资格。这是我国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或者制定《法律援助法》应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
冯祥武，单位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汕头市委党校法学副教授。
【注释】 参见蒋月、冯祥武：《论我国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10期第15-21页；冯祥武：《论法律援助对象之学理分类》，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00-105页。
参见冯祥武：《论赋予外国人、无国籍人同等的法律援助对象资格》，《人权》2010年第6期第41-45页。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各国法律援助法规选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页。
如1954年第一部《
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1956年《律师收费办法》规定律师在必要时，对被告人的收费应该减免。
如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中开展法律援助的联合通知》、2001年
司法部、公安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等。
周旺生：《论北京市法律援助立法》，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2-11页。
参见陈光中、张建伟：《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6期第98-108页。
参见郑旭：《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纪要》，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第123页。
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彭凤莲：《刑事法律援助的调控范围与受援对象——兼评<
刑事诉讼法>第
34条》，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6期第49页。
参见杨正万：《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程燎原、王人博：《权利及其救济》，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5页。
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董红、王有强：《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10期第85-86页。
陈玉忠、郭奇:《关于确立公诉案件被害人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对象的建议》，载《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7-9页。
参见王宏璎：《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兼论国家补偿制度》，载《检察实践》2002年第4期第35-37页；宋晓晖：《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发展及其人权法基础探析》，载《人权》2010年第5期第40-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