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执行。除财政部工作小组外，英国的国家审计部办公室（National Audit Office, NAO）及国会负责监督工作，以确保公私之利益关系。诚如Osborne教授在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heory and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一书中指称：PPPs之建立为现代政府之公共政策之一。由于PPPs不但符合成本效益及效能分析，更能使公共政策跨越公私间之鸿沟，有助于公共政策之执行。根据英国国家审计办公室（National Audit Office NAO）于2007年统计，英国的交通部（Department for Transport）在2005年共进行42个PPPs，金额高达203亿英镑，独占鳌头；其次为健康部（Department of Health）金额共56亿英镑，进行94个PPPs；第三名则为国防部（Ministry of Defense），进行94个PPPs，金额共36亿英镑；第四名为教育暨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进行71个PPPs，金额共26亿英镑，足证英国中央各级政府机构极力扩大PPPs之适用范围。在地方政府上，择策略性支持服务（strategicservice delivery）之方式与私人订立合伙契约，解决了地方上教育、清洁、环境卫生之问题；从合作之项目，可知英国在PPPs之实践上，并不区别基础设施之公共行政与公民生存照顾之给付行政，最大宗者仍然系交通建设中之采购合同及重大公共工程之支出，其次方为公民社会基本权下之基础设施。又根据英国审计部在2007年之调查，经由PPPs之有效推动，已完成三大进展：（1）有效提升财政收支效率，触发民间参与活动，达到物超所值（Value for Money, VFM） 。 （2）有效整合社会资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节省成本，降低支出，并学习民间创新技术。（3）活络市场经济，协助私人开创新的事业机会，有效率地分配资源，民间可承作公共事务，政府立于督导与监督之地位即可。兹举成功案例说明：其中伦敦地铁的公私合作（London Underground）及英法海峡铁道之公私合作（ChannelTunnel Rail Link, CTRL）被公认系典型成功案例，前者解决了伦敦地铁运输系统及基础建设，达成UFM之基准；后者解决了英伦海峡与欧洲的运输问题，促成了201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之举办权。
3．契约的公共价值在PPPs之论述。从英国审计部报告，似乎可以断定，英国实施PPPs已逾20年，迄今成效良好，达到物超所值之评量；究其所以，乃英国强化管理治理，在财政部工作小组带领之下，管控各机关计划之执行，落实PPPs之契约规范，严守其公法上之价值是其主要之原因。
（1）政府契约的公法架构。英国之政府契约（government contract），常被冠以公法下之政府契约（public law of government contract）或私法下之政府契约（private law of government contract）一起讨论，公法与私法之分野虽未若大陆法系国家般泾渭分明，其区别的实益，就是契约的定作人（contractor）于执行公共职能时（public function）是否己取得公权利之身份（public statute），而必须接受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例如，在Wandsworth LBC告诉Servite一案，后者系一住宅协会，提供养老居所及设施予前者使用， Servite以无获利为由欲结束营业，法院认为1948年之国家协助法案（National Assistance Act1948）仅规范地方自治之事项，并未授权被告Wandsworth LBC取得公权力身份之地位，双方所定立之契约系私法契约，而未被授予公法人之资格，故两造之争议，并无接受司法审查之义务（not amend to judicial review）。相对地在Partnership in Care一案中，法院即认为告医院未提供足够之专业人员及设备，照顾病患，系违反“1984年护理设施及精神护理设施”（Nursing Homes and Mental Nursing HomesRegulations 1984）之规定。医院一旦定约执行政府照顾病患之公共职能，即取得公法人资格。故依英国立法例，PPPs所包括之公、私部门间之合约，究系公法契约或私法契约，由法院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