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曾讨论过军人政权。他没有使用“威权主义”概念，而是用“普力夺”（“执政官”）一词来称呼。他划分了“寡头普力夺”（流行于19世纪的拉美）、“激进普力夺”（1960年代兴起的拉美军人政权）、“群众普力夺”（韩国的朴正熙政权）三种类型，并认为“群众普力夺”是最先进的，临近民主的门槛。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写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使用了“威权主义”概念。但是，他给它下了一个与别人不同的定义：“‘威权主义’……指称所有不民主的体制。不民主政权或威权政权的具体类型指的是：一党体制、极权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以及类似的政权。”这个定义显然与经典的威权主义定义有很大区别。它把所有“不民主”的政体都划归“威权主义”，而不是仅仅指那些搞现代化的“新政体”。
国内知识界接受的就是亨廷顿的这个定义。它其实是一个很不严肃的定义，不仅把理论搞乱了，也把现实问题简单化了。亨廷顿把所有非民主政体称为“威权主义”，是为了强调“民主化”运动的重要，设计出“威权主义-民主化-民主化巩固”这样一条简单的发展路线。然而，世界的图像却是多样的。
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极权主义政体基本消失，完全属于传统性的政体也很少见，但是尚没有转变为民主制度的政体还有很多类型，比如：1）中东地区很多虽不能称为政教合一但却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2）非洲地区的一些部落氏族性政治结构的国家；3）脱苏联模式而没有进行民主改革的国家；4）以新加坡为代表的经典威权主义国家；5）以印度、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为代表的“初步民主”国家，等等。在这些国家中，即使最落后的政体，也多少具备某些“新政体”的特征。但它们并不都能被称作威权主义。其中只有少数国家属于威权主义，有的在以往某个阶段经历过威权主义。作为经典威权主义政体，它具有特殊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意义，是不能简单地用“民主”与“不民主”来划分的。
二、经济发展的意义
目前流行的看法是把威权主义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认为威权主义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稳定从而保证经济增长。这种认识虽不能说错误，却是不准确的和肤浅的。因为这种说法常常是在讲经济数字或物质层面的变化，而威权主义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政体”，它不仅追求经济数字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追求一种经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