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关涉中英两国关系，英国人为此会唔了两广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周馥，对此提出质难。[2]此事表面上是程序冲突，背后是一个实体问题——人口买卖的合法性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法律下，买卖人口是合法的，而在英国人看来，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是野蛮的犯罪行为。[3]在双方的冲突中，中方显然处于伦理上的劣势，也使中国官员在外国同行面前很没有“面子”。此事促使正在走向世界的清廷上层开明人士反思奴隶制的立法，他们逐渐倾向废除将人像牲口一样买卖的野蛮法律，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周馥理所当然的成了先行者。于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初十便有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奏折——周馥禁革买卖人口折——的诞生。所幸原文不长，照录于下：
奏为买卖人口有伤天地之和、未洽文明之化，请旨禁革以昭仁政，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惟天生万物人为贵，圣王御宇首重民生，凡属戴发含齿之伦皆在覆育生成之列，若于微贱无告之民有所歧视，使不得自等于人类，非盛世仁政所宜有也。中国三代盛时无买卖人口之事，惟罪人乃为奴隶。周室之衰始有鬻身之说，秦汉以后变而加历，以奴婢与财物同论，直不以人类视之，举动不得自由，生杀悉凭主命，相沿成俗视为固然。我朝定例逐渐从宽，徽宁世仆则开豁为良，买贵州穷民子女则定以限制，并将奴婢有罪不告官司而殴杀者治罪，白契所买家奴与雇工同论。已迭次推恩有加无已，然仍准立契买卖。本源不塞，徒挽末流，补救终属有限。贫家子女一经卖入人手，身命即属于人，不复能以自主。幸遇仁慈之主尚可偷生，倘遭残暴之家，或虐使等于犬马，苛待甚于罪囚，呼吁无门，束手待毙。惨酷有不忍言者。同此生人独无生趣，实足以干天地之和而累圣明之治。泰西欧美诸邦前者竞尚蓄奴，兽畜豕交惨无人理。近数十年治化日进，深知此为野蛮陋习，非文明之国所宜。英国则糜数千万金币赎免全国之奴，美国则以赎奴之令，兵争累岁，卒尽释放。义声所播，各国从风，全洲遂无复有蓄奴之家，他洲有蓄奴者，咸以野蛮视之。遇有贩卖人口者，各国皆得诘问。诚以好生之德率土所同，重视民命为天下之公理也。今我圣朝振兴政治，改订法律，百度维新，独买卖人口一端，既为古昔所本无，又为环球所不韪，而犹因循未革，非所以彰盛治而示列邦也。臣愚拟请特沛殊恩，明降谕旨，革除此习。嗣后无论满汉官员军民人等永禁买卖人口，违者以违制论。其使用奴婢祗准价雇，纳妾祗准媒说。从前原有之奴婢一律以雇工论，身体许其自主，有犯按雇工科断。所有律例内关涉奴婢诸条悉予删除，将见皇仁所被，万类昭苏，义问所宣，寰瀛翕服，蔚为旷古未有之盛举，虽汉文帝之除肉刑、唐太宗之放宫人未足方圣德于万一也。其办理节目谨酌拟条款六条，开具清单，恭呈御览。仰祈敕下政务处会同各部核议请旨施行。微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4]
此奏折后附周馥所拟“禁革买卖人口条款六条”，提出具体的修订律例建议，内容简述如下：（1）禁止一切人口买卖，违者照违制律治罪，身价入官，人口发还；（2）穷人子女允许雇工；（3）原有之契买奴婢及世仆，嗣后概以雇工相待，身体许其自主；（4）纳妾不准价买，祗准媒说，务须两相情愿，不得抑勒；（5）重申旧例中亲属间不准买卖及买良为娼例禁。[5]
